书名：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作者：〔美国〕卡伦·霍尼

    译者：冯川

    责任编辑：陆元昶

    特约编辑：岳慧琼目 录

    中译者序

    序言

    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与心理内涵

    第二章 为何谈起“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第三章 焦虑

    第四章 焦虑与敌意

    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第六章 对爱的病态需要

    第七章 再论对爱的病态需要

    第八章 获得爱的方式和对冷落的敏感

    第九章 性欲在爱的病态需要中的作用

    第十章 对权力、声望和财富的追求

    第十一章 病态竞争

    第十二章 逃避竞争

    第十三章 病态的犯罪感

    第十四章 病态受苦的意义——受虐狂问题

    第十五章 文化与神经症中译者序

    在形形色色的现代西方思想中，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文化思潮，显然

    具有突出而重要的地位。精神分析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不仅在

    生前，就是在今天也仍然是一个聚讼纷纭、毁誉参半的人物。也许，弗

    洛伊德本人和由他开创的精神分析运动能够招来如此猛烈的批评和攻

    击，能够吸引这么多关注和兴趣，本身就表明精神分析学是一股强大

    的、不容忽视的、具有某种内在生命力的文化思潮。对这样一个明显的

    文化事实，简单地采取避而不谈的鸵鸟战术和嗤之以鼻的阿Q精神，并

    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敢于正视这一事实，敢于批判地接受

    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西方文化思潮的挑战，对于建设健康而生气勃勃的

    中国文化，建设具有博大的包容性、积极的进取性和鲜明的原则性的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恐怕应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必要前提和思想准备。

    事实上，弗洛伊德主义本身并不是铁板一块，无论是弗洛伊德本

    人，还是整个精神分析运动，本身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内在矛盾。揭示

    这些矛盾，对于正确认识弗洛伊德和整个精神分析运动，批判地接受弗

    洛伊德主义的挑战，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就是其杰出人物不断

    偏离和反叛其导师的历史。阿德勒、荣格、兰克、赖希、霍尼、沙利

    文、弗洛姆、罗洛·梅等人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偏离和背叛，一方面不

    仅开拓了精神分析的新领域，壮大了精神分析运动的声势，另一方面，也从不同的角度揭示和暴露了弗洛伊德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这当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新弗洛伊德学派

    (The New Freudian School)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出发对正统精神分析学所做的批判和修正。而卡伦·霍尼作为新弗洛伊德学派最重要的中坚人

    物之一，其著作和思想显然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

    卡伦·霍尼(Karen Horney)，1885年9月16日出生于德国汉堡，祖

    先是犹太人，父亲本来是一位挪威船长，后改入德国籍，并创办了一家

    轮船公司。霍尼从小随父亲在海上漂泊，培养起热情而勇敢的性格，对

    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始终充满了好奇和憧憬。但在更多的时间里她却和母

    亲生活在一起，受到了很好的教育。中学毕业后，霍尼只身远赴柏林，学习医学、精神病学，并接受了精神分析训练。她的入门导师是弗洛伊

    德最忠实的得意门生卡尔·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在柏林和德国

    开始心理分析治疗和开创精神分析运动的人，他培养了大批优秀的弟子

    和门生，而霍尼无疑是其中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霍尼1913年获医学

    学位，1917年完成了第一篇精神分析论文——《精神分析治疗的新技

    术》，1920年，她已成为柏林精神分析运动的重要人物。1932年，霍尼

    因不堪忍受希特勒和纳粹党徒对犹太人和进步人士的迫害而移居美国，并于1938年加入美国籍。在美国，由于接触到阿德勒、弗洛姆等人，她

    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经过艰苦的努力和长期的思考，霍尼于1937年出

    版了她的第一本重要著作《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这本书标志着她

    思想的形成和对正统精神分析学所做的修正与批判。此后，她进一步在

    一系列问题上偏离正统精神分析学，这种反叛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同行

    们的坚决反对和猛烈攻击。1941年，霍尼被纽约精神分析研究所罢免了

    她作为职业精神分析医生的资格，整个纽约精神分析界宣布与她决裂。

    然而霍尼毫不畏惧，紧接着发起创办了美国精神分析促进会。这个协会

    的名称表明了她决心把这门仍然年轻的新科学继续推向前进。

    霍尼对正统精神分析学的修正，主要表现在她以文化决定论取代了

    弗洛伊德的生物决定论。她认为产生神经症的个人内心冲突，虽然不排

    斥性压抑、遗传禀赋、童年经历等个人特征，但本质上却来源于一定社

    会的文化环境对个人施加的影响。弗洛伊德把精神分析建立在里比多理论，俄狄浦斯情结，性欲发展的口唇阶段、肛门阶段、生殖器阶段以及

    死亡本能等基石上，是企图从生物学的角度确定某种普遍人性。但人类

    学对不同文化的考察，却证明并不存在所谓普遍的人性。人性，人的各

    种倾向和追求，人所受到的压抑和挫折，人的内心冲突和焦虑，乃至什

    么是正常人格、什么是病态人格的标准，所有这一切都因文化的不同、时代的不同而不同。这一思想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一书中已经

    形成。在本书中，霍尼反复强调：“认为新的心理学发现将会揭示出人

    性中固有的普遍倾向，这种想法已经不再行得通了”；“事实上并不存在

    适合一切人的正常心理学”；“我们的情感和心态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我

    们的生活环境，取决于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环境和个人环

    境”；“如果我们未能详细了解某一特殊文化对个人所发生的种种影响，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个人的人格结构”；“弗洛伊德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不

    仅导致他做出许多错误的概括和结论，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对

    那些真正推动了我们态度和行为的力量的理解。我相信，这种对文化因

    素的忽视，乃是精神分析——由于它一成不变、亦步亦趋地追随弗洛伊

    德开辟的理论路线——尽管表面上似乎具有无穷潜力，实际上却已经走

    进死胡同，只有靠滥用一大堆深奥难解的理论和含混不清的术语来装点

    门面的主要原因。”这一批判，不可谓不深刻、不尖锐，无怪乎那些恪

    守正统精神分析理论的人要把她视为异端而加以驱逐。

    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霍尼对神经症的理解有了一个全新的角度。

    她认为神经症虽然是一个医学术语，但在使用中却不可避免地要具备特

    定的文化内涵。所谓神经症病人，是指那些行为、情感、心态、思维方

    式都显得不正常的人。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却“完全取决于

    特定社会强加于成员身上的行为标准和情感标准。而这些标准却因文

    化、时代、阶级、性别的不同而不同”。换言之，正常与不正常的标准

    是相对的，在一种文化中是不正常的人，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可能是正常

    的。所谓不正常的人，无非是指他的行为、感情、思维方式不同于一种

    文化中大多数人的行为模式。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内心才充满了那样多的恐惧、焦虑和不安全感。

    在本书中，霍尼运用精神分析的某些基本原理，深刻地指出，神经

    症病人内心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冲突：一方面，他们对爱怀有病态的追

    求，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害怕爱，逃避爱，无法获得爱；一方面，他们

    拼命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另一方面，他们又怀着对失败甚至对成功

    的恐惧，竭力要逃避竞争；一方面，他们对他人充满了恐惧和敌意，另

    一方面，他们又总是倾向放弃自我，顺从他人……所有这些病态倾向，固然一方面源于童年时代因缺乏安全感而产生的一种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但更多地却源于当前实际面临的冲突。这些冲突深深地植根

    在文化内部，从这一意义讲，神经症患者个人的精神危机，在一定程度

    上乃是一定社会、一定时代的文化危机的反映，神经症患者的内心冲

    突，只不过是一定文化内在冲突的缩影。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霍尼不

    仅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病因说”，而且实际上对现代西方社会进行了文化

    上的，乃至社会经济上的批判。

    霍尼指出：“现代文化在经济上建立在个人竞争的原则上。孤立的

    个人不得不与同一群体中的其他个人竞争，不得不超过他们和不断地把

    他们排挤开。一个人的利益往往就是另一个人的损失，这一情形的心理

    后果乃是人与人之间潜在敌意的增强。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现实的或

    潜在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形在同一职业群体的成员中特别明显，尽管他

    们也努力追求公平合理，并竭力用彬彬有礼的君子风度将这一点掩饰起

    来。必须强调的是，这种竞争，以及伴随这种竞争的潜在敌意，已经渗

    透到所有的人类关系之中。竞争在各种社会关系中已是一个占压倒优势

    的因素。它渗透到男人与男人的关系中，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不管竞

    争的焦点是风度、才能、魅力，还是别的社会价值，它都极大地破坏了

    任何可能建立的可靠友谊。同样，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它也妨碍了男

    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伴侣的选择上，而且也反映在

    同伴侣争夺优越地位的整个斗争中。它渗透到学校生活中，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它渗透到家庭生活中，所以儿童毫无例外地从一开始就接

    受了这一病毒。”这一批判，不禁使我们联想到马克思在《共产党宣

    言》中所做的那段著名批判。

    竞争和随竞争而来的敌意、恐惧、孤独感、软弱感、荒谬感、异化

    感、不安全感，使人随时随地处在紧张的焦虑中。霍尼指出：“撇开表

    面现象而深入到有效地产生神经症的动力系统中，我们就会发现，存在

    着一种一切神经症共同具有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

    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因此，焦虑是霍尼思想中的一个基本概念。

    所谓焦虑，乃是指个人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而产生的渺小感、孤独

    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为了对抗这种焦虑，人不得不拼命追

    求爱，追求事业的成功，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以获得安全感和自信

    心；但由于这些追求本身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而同一种恐惧又妨碍了

    他去爱，去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所以神经症患者总是处在无休无止的内

    心冲突中而无法获得爱，无法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他

    的恐惧和焦虑，由此而造成了更严重的恶性循环。

    正是从分析“我们内心的冲突”着眼，霍尼揭示了西方文化中的内在

    矛盾，这些无法调和的文化冲突渗透到个人的人格结构中，造成了人格

    的分裂和冲突。霍尼强调了三种主要的文化矛盾：一是竞争与仁爱，个

    人主义与基督教精神的矛盾；二是不断刺激起来的享受需要与这些需要

    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矛盾；三是个人自由的许诺与他实际受到的局限的

    矛盾。这些矛盾以及所有其他的文化困境，迫使个人不得不与一连串使

    人道德混乱的价值标准打交道，使他不得不左右依违，进退失据，无所

    适从，动辄得咎。由于神经症患者无力正视和解决这些矛盾，他真正的

    自我始终得不到成熟，而不得不以一连串虚幻的、不真实的追求和幻想

    来代替其真实的自我。

    焦虑的概念使霍尼把精神分析与社会批判相关联，从而使她的思想达到了哲学的高度，而在她的晚期著作中十分引人注目的则是异化概

    念。所谓异化，在霍尼看来，乃是个人与他真正的自我相离异。在这种

    状态中，不仅个人的价值标准，而且他的判断能力、创造能力、自我指

    导能力乃至他的全部感觉都转嫁给一种虚假的自我形象。这种虚假形象

    是他无意识中创造出来缓和他的基本焦虑的，其作用在于使他从内心冲

    突中解脱出来，而他真实的自我则被视为一个陌生人而受到仇恨和压

    抑。一种内在的麻木使他泯灭了真正的感情，丧失了自己的本质

    (identity)和精神发展的内在动力。当霍尼的神经症概念日趋成熟后，她不再简单地把神经症视为各种病态倾向的冲突，而是把它视为一种在

    异化中达到最后顶点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病态倾向始终反对着健康

    的倾向。

    总之，霍尼通过对精神障碍和心理变态的深刻洞察，发现神经症远

    不是什么源于生物本能(例如性本能、死亡本能)的失调，而是有着深

    刻的文化背景。各种文化冲突以焦虑为中介，在人格中产生了一整套复

    杂的病态防御机制和内在动力，它们支配着整个人格，最终变成一种生

    活方式。霍尼指出：现代西方社会的生活条件，一如既往地迫使个人放

    弃其真正的本质，难以获得真正的认同。尽管人身上先天地具有一种不

    断进化的建设性努力，具有努力实现其内在潜能的趋势，但在现存的文

    化条件下，这些价值和潜能却得不到实现。在今天的社会中，如果人要

    生存，选择任何一种虚假的本质，维持任何一种低劣的生活模式总比导

    致人格的全面崩溃强。这就是说，由于大大超出个人控制之外的社会条

    件，神经症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尽管如此，霍尼认为，个人要想获得精神的健康和人格的发展，并不一定要通过发动全面的讨

    伐来实行社会改造，而主要应通过紧张的自我分析来解决内心的冲突，达到人格的重建。

    通过以上简要的介绍和分析可以看出，霍尼作为一名医生和心理学

    家，无论对西方社会作了多么尖锐的批判，最终却并不主张诉诸革命以解决现代人的困境。她更多地仍是把精神分析作为一种使个人适应外界

    的治疗方式，而不是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的武器。无怪乎有的评论家总结

    说：“令人惊奇的是，这位最大胆、最直率地反对正统精神分析保守倾

    向的人，到头来却仍然接受了心理治疗最传统的应用。”

    霍尼于1952年12月4日在纽约逝世。她的重要著作除本书外，尚有

    《精神分析的新方法》(1939年)、《自我分析》(1942年)、《我们

    内心的冲突》(1945年)、《神经症与人的成长》(1950年)，以及她

    死后，由她的门生编辑出版的《女性心理学》(1967年)。她的基本思

    想，在本书中皆可初见端倪，而本书对神经症人格种种心态的精彩而透

    辟的分析，对一般读者来说更是十分有趣和引人入胜。序言

    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准确地刻画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患

    者，刻画出实际推动他们的内心冲突、他们的焦虑、他们的痛苦，以及

    他们在个人生活和与他人交往中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在这本书中，我不

    打算讨论任何特殊类型的神经症，只想集中讨论我们时代所有神经症患

    者以不同的形式共同表现出来的性格结构。 1

    r我把重点放在实际存在的冲突，以及神经症患者为解决这些冲突

    所做的尝试上；放在神经症患者实际存在的焦虑，以及他为对抗这些焦

    虑所建立的防御机制上。这种对实际处境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

    这样一种观念，即神经症本质上形成于早期童年时代的经验。但我与许

    多精神分析作家不同的地方在于：我并不赞成片面地把注意力集中在童

    年时代，并不赞成把病人后来的反应看作本质上是早期经验的重演。我

    要指出的是：童年时期的经验与病人后来的冲突两者之间的关系，比一

    般精神分析专家所设想的要复杂得多。这些精神分析专家只注意到一种

    简单的因果关系，而实际情况却是：尽管童年时代的经验为神经症提供

    了决定性的条件，它们却并不是后来种种心理障碍的唯一原因。

    当我们集中注意力于实际的精神障碍时，我们发现：神经症不仅可

    以由偶然的个人经验所造成，同时也可以由我们在其中生活的特殊文化

    环境所造成。事实上，文化环境不仅为个人经验增添分量和色彩，而且

    归根结底决定了它们的特殊形式。举例来说，一个人拥有一位专断的母

    亲或拥有一位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母亲，这可以说是个人的命运，但只

    有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我们才能发现专断的母亲或自我牺牲的母亲。

    同时也仅仅因为存在着这些文化条件，这样一种经验才会对该人往后的

    生活产生影响。当我们充分意识到文化环境对于神经症的重要影响后，被弗洛伊德

    视为神经症根源的生物因素和生理因素，就立刻后退到背景的位置上。

    这些次要因素的影响，只有根据大量精确的事实材料才能加以考虑。

    我的这种思想倾向，使我对神经症中许多基本问题都做出了新的解

    释。尽管这些解释涉及不同的问题(例如受虐狂问题，爱的病态需要之

    内涵，病态的犯罪感之意义等)，它们却具有一个共同基础，即强调焦

    虑对产生病态的性格倾向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由于我的许多解释都与弗洛伊德的说法大相径庭，一些读者可能会

    问，这究竟是否还称得上是精神分析。问题的答案取决于你认为什么是

    精神分析中最根本的东西。如果你相信精神分析完全是由弗洛伊德所提

    出的整套理论构成的，那么，我在这里所说的一切就不能算作精神分

    析。但如果你相信精神分析的本质在于某些基本的思路，目的在于考察

    无意识过程的作用和无意识过程获得表现的方式，并以心理治疗的形式

    使这些潜在的过程意识化，那么，我在这里所说的就算得上精神分析。

    我相信严格地拘泥于弗洛伊德的一切理论解释，会导致这样一种危险，即容易使我们在一切神经症中发现弗洛伊德理论希望我们发现的那些东

    西。这是一种迂腐的、食而不化的危险。我相信对弗洛伊德伟大成就的

    尊敬，应该表现为继续巩固他所奠定的基础，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共

    同完成精神分析的未来使命，使精神分析既成为一种治疗实践，又成为

    一种理论方法。

    这种说法同时也回答了另一种可能提出的问题，即我的理论是否是

    一种阿德勒 2

    式的理论。不错，我的理论与阿德勒所曾强调过的某些观

    点有一些相似，但就其根本而言，我的理论却建立在弗洛伊德奠定的基

    础上。事实上，阿德勒的理论恰恰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它说明：甚至对

    心理过程的富于创造性的洞察，如果从片面的方向上去探索，如果不根

    据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也会变得枯燥乏味。由于本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界定在哪些方面我同意或不同意其

    他精神分析作家的见解，所以整个说来我仅仅把自己的争论和辩驳局限

    在我的观点与弗洛伊德有着重大歧异的那些问题上。我在这里所说的一

    切，乃是我在对神经症的长期精神分析研究中所获得的种种印象。假如

    要提供我的理论所据以建立的一切材料，我就必须在本书中包括和容纳

    许多详细的病案，但这一程序在一本旨在概括性介绍神经症问题的书

    中，无疑会显得冗长累赘，大而无当。同时，即使没有这些材料，专家

    乃至外行也仍然可以检验我的结论是否正确。如果他是一个善于观察的

    人，他就可以拿我的假设与他的观察和经验作一比较，并根据这一比

    较，对我所说的一切予以拒绝或接受、修正或坚持。

    本书采用明白晓畅的语言写成，为了清晰起见，我尽量不去过多地

    讨论枝节问题；同时我也尽可能避免使用技术性术语，因为这类术语往

    往可能被用来取代清晰的思考。因此，许多读者，特别是外行，可能以

    为神经症人格的问题是一个明白易懂的问题，但这是一个错误的甚至危

    险的结论。我们必须承认，一切心理问题都必然是极其复杂、极其微妙

    的。如果有谁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那么他最好还是不要读这本书，否

    则他就会发现他越弄越糊涂，并因为不能找到现成的公式而大失所望。

    本书既是写给有兴趣的外行看的，也是写给那些其职业就是与神经

    症病人打交道，因而熟悉本书所涉及的种种问题的人看的。这些人中不

    仅包括精神病专家，同时也包括教师和社会工作者，包括那些开始意识

    到心理因素在不同文化研究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此

    外，我希望本书对神经症患者本人也具有某种意义。如果神经症患者原

    则上并不把心理学思想作为一种对个人的侵犯和强加而予以拒斥，他就

    往往能够根据自己的切身痛苦，比他那些健康的同胞更敏锐更优越地领

    略人的心理的错综复杂。然而遗憾的是，阅读本身并不能治愈他的疾

    病，使他摆脱自身的处境；在他所阅读的书中，他可能更易于发现他人

    的影子，而不是自己的影子。我愿借此机会，表达我对本书编辑伊丽莎白·托德女士的感激。至

    于那些我必须对之表示感谢的作家，我在本书正文中已分别提到。我要

    向弗洛伊德表示最大的感谢，因为他为我们的工作奠定了基础，提供了

    工具；同时我也要向我的病人表示最大的感谢，因为我对他们的任何了

    解，都来源于我们共同的合作。第一章 神经症的文化与心理内涵

    今天，“神经症”一词已被我们运用得十分随便，然而我们对它的实

    际含义却往往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我们通常不过是用它来自炫博学

    地表示对某种行为的不赞成而已。如果我们过去习惯于说某人懒散、敏

    感、贪婪或多疑，那么我们现在很可能会径直说他是“神经症”。尽管我

    们并不知道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但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还是意有

    所指的。我们不自觉地运用了某些标准来决定我们使用这个词的对象选

    择。

    首先，神经症病人在其对待事物的反应上就显得与众不同。假如有

    这样一位姑娘，她甘居下游，不求上进，拒绝接受更多的薪金，也不希

    望与她的上司保持协调一致，我们很自然地会把她视为神经病。再例如

    这样一位艺术家，他每周只有三十块钱的收入，尽管只要他花更多的时

    间在工作上，就可以挣得更多的钱，但他却宁愿以这笔微薄的收入尽量

    地享受人生；他把大量时间花在与女人的厮混中，要不然就是沉溺在那

    些雕虫小技和无聊嗜好中。对这种人，我们也很自然地会称他们为神经

    病，其理由就在于我们大多数人仅仅熟悉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

    鼓励我们去征服世界，超越他人，获得远远超过生存基本需要的金钱。

    这些例证表明：我们说一个人是神经病人时所依据的标准，是看他

    的生活方式是否符合我们时代人所公认的行为模式。如果这个没有竞争

    欲(或至少是没有明显的竞争欲)的姑娘生活在某个普韦布洛

    (Pueblo)印第安文化中，那么她将被视为完全正常的人；同样，如果

    这位艺术家生活在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里，或者生活在墨西哥，那

    么他也会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因为在这些环境中，人们普遍认为，除

    了满足绝对必需的直接需要外，任何人都不应该去获取更多的金钱和花费更大的努力。如果回溯得更远，我们会发现，在古希腊，超过个人需

    要而拼命工作的态度，毫无疑问会被视为一种下贱的态度。

    因此神经症这种说法，虽然来源于医学术语，在使用中却不可能不

    具备其文化内涵。我们可以对病人的文化背景一无所知就对他的腿部骨

    折做出诊断，但如果我们把一个声称他拥有种种幻觉并对此深信不疑的

    印第安少年诊断为精神病人，我们就会冒极大的风险，因为在这些印第

    安人的特殊文化中，对幻象和幻觉的经验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禀赋，是

    一种来自神灵的福祉。 3

    拥有这种特殊禀赋的人，会郑重其事地被认为

    享有某种特权和威望。在我们的文化背景中，如果有谁声称他曾与他已

    故的祖父长时间地交谈，他一定会被视为神经病或精神病患者；但在某

    些印第安部落里，这种与祖先对话的方式却是人所公认的行为模式。在

    我们的文化中，如果有人因别人提到他已故亲属的名字而大为恼怒，我

    们一定会认为他是神经病；但在基卡里拉·阿巴切(Jicarilla Apache)文

    化中，这种人却被认为是完全正常的。 4

    在我们的文化中，一个男人如

    果因为接近一个正在行经的妇女而深感恐惧，无疑会被我们认为是神经

    病；然而在许多原始部落中，对月经的恐惧却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态度。

    人们关于什么是正常，什么是不正常的观念，不仅因文化的不同而

    不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同一文化中也会发生改变。今天，如果

    一位成熟而独立的妇女因为自己已经有过性关系，就承认自己是一

    个“堕落的女人”，“不配被高贵的人爱”，那她一定会被怀疑是患有神经

    症，至少在许多社会阶层中就是如此。然而四十年前，这种犯罪感会被

    认为是十分正常的心态。正常与不正常的观念还因社会阶级的不同而不

    同。例如，封建阶级的成员会认为男人终日游手好闲，只在出猎和征战

    中才一显身手是十分正常的事情；然而小资产阶级的成员如果表现出这

    种态度，就会被认为是严重不正常。这种观念还因为性别的不同而不

    同。在西方文化中，男人和女人被认为具有不同的气质。女人在临近四

    十岁的时候，沉浸在对衰老的恐惧中是“正常的”；而男人在这种时候因为年岁而发愁则会被认为是神经症。

    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或多或少都知道，在我们所说的正常中，存在

    着种种不同和变化。我们知道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与我们大不相同，我们

    知道爱斯基摩人的清洁观念与我们相去甚远，我们也知道土著巫医治疗

    病人的方法同现代医生治疗病人的方法完全两样。然而却很少懂得，人

    类不仅在风俗习惯上，甚至在欲望情感上也有着种种的不同和差异。人

    类学家曾以间接或直接的方式指出过这一点。 5

    正如萨皮尔 6

    所说的那

    样，现代人类学的功绩之一，就在于不断地重新发现“正常人”的内涵。

    每一种文化都有理由充分地执着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相信唯有它自

    己的情感和欲望才是“人性”的正常表现。 7

    心理学也不例外。例如，弗

    洛伊德就曾通过观察，下结论说女人比男人更善于嫉妒，接着他就企图

    为这一假想出来的普遍现象寻找生物学的根据。 8

    弗洛伊德似乎还假定

    所有的人都体验过与谋杀有关的犯罪感。 9

    然而，无可争辩的是，在对

    待杀人的态度上，不同的人仍有不同的看法。正如彼得·弗洛伊琴

    (Peter Freuchen)所指出的那样，爱斯基摩人并不觉得杀人者必须受到

    惩罚。 10

    在许多原始部落中，当一个家庭受到伤害，其中一个成员被外

    来人杀害后，这种伤害却可以由某种替换来加以抵偿。在某些文化中，儿子被人杀死后，母亲的悲痛心情却可以通过收养凶手以代替儿子得到

    安慰。 11

    更进一步地利用这些人类学上的发现，我们就一定会承认，我们有

    关人性的某些概念是十分天真的。例如我们认为竞争、兄弟阋墙、夫妻

    恩爱乃是人性之固有倾向的观念，就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关于什么

    是正常的概念，完全取决于特定社会强加于其成员身上的行为和情感标

    准。然而，这些标准却因文化、时代、阶级、性别的不同而不同。

    这些现象对心理学说来是意味深长的，它会直接导致对心理学万能的怀疑，在有关我们文化的种种发现和涉及其他文化的种种发现之间，存在着某些类似，但我们却不能因为这些类似而断定两者乃是基于同样

    的动机。认为新的心理学发现将会揭示出人性中固有的普遍倾向，这种

    想法已经不再行得通。所有这一切的结果，都证明了某些社会学家的反

    复断言，即事实上并不存在适合一切人的正常心理学。

    然而，这些局限也有它的好处，它使我们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人性。

    上述人类学现象的基本内涵就在于：我们的情感和心态在极大程度上取

    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取决于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文化环境和个体

    环境。这一点反过来又意味着：如果我们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环境

    有所认识，我们就有可能更深刻地理解正常情感和正常心态的特殊性

    质。同样，既然神经症不过是正常行为模式的畸变(deviation)，我们

    也就有可能对种种神经症有更好的理解。

    这样做一方面意味着我们在继续弗洛伊德走过的道路，沿着这条道

    路，弗洛伊德曾提示了一种迄今尚未被人们认真思考过的对神经症的理

    解。尽管在理论上，弗洛伊德曾把我们的怪癖归结为来自天生的生物性

    驱力，但同时他在理论上以及更多地在实践中，也曾强调过这样一种意

    见，这就是：如果我们未能详细了解个人的生活环境，特别是他童年时

    代情感上的种种决定性影响，我们就不可能理解他的神经症。把这一原

    则运用到特定文化中正常的和病态的人格结构问题上，就意味着：如果

    我们未能详细了解某一特殊文化对个人所发生的种种影响，我们就不可

    能理解个人的人格结构。 12

    另一方面，这样做又意味着我们必须迈出决定性的一步以超越弗洛

    伊德，尽管这一步也只有根据弗洛伊德富于启发性的发现才有可能迈

    出。因为弗洛伊德虽然在某些方面远远超越了他自己的时代，但在另外

    一些方面，特别是在他对精神特性的生物性起源的过分强调上，却深受

    他那个时代科学主义倾向的影响。他曾设想我们文化中屡见不鲜的本能驱力或对象关系乃是由生物性决定了的“人性”，或者即是来自种种不可

    改变的情境，例如生物学上特定的“前生殖器”阶段、俄狄浦斯情结，等

    等。

    弗洛伊德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不仅导致他做出许多错误的概括和结

    论，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对那些真正推动了我们态度和行

    为的力量的理解。我相信，这种对文化因素的忽视，乃是精神分析——

    由于它一成不变、亦步亦趋地追随弗洛伊德开辟的理论路线——尽管表

    面上似乎具有无穷的潜力，实际上却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只有靠滥用一

    大堆深奥难解的理论和含混不清的术语来装点门面的主要原因。

    我们现在已经明白，神经症乃是对正常行为方式的偏离和畸变。这

    一标准非常重要，但却并不那么充分。人们可能偏离普遍的行为方式，但却未必真正患有神经症。前面说过的那位艺术家，他之所以拒绝超过

    必要的工作时间去挣更多的钱，可能是患有神经症，但也可能只是因为

    比一般人聪明，不愿意让自己卷入争名夺利的竞争之中而已。另一方

    面，有许多人，虽然表面上看完全适应现存的生活方式，但实际上却可

    能患有严重的神经症。在这种情况下，心理学的观点和医学的观点乃是

    十分必要的。

    但奇怪的是，真正构成神经症的那些内涵，却又很难从这一观点去

    加以说明。不管怎样，只要我们仅仅研究表面现象，我们就很难发现一

    切神经病共同的特征。我们显然不可能用各种症状来作为标准，例如惊

    恐不安、抑郁沮丧、机能性生理失调等，因为这些症状也可能并不出

    现。某种类型的抑制作用(inhibition)倒是随时随地都存在——其原因

    我将在后面给以讨论——但它们却可能异常微妙或经过很好的伪装，以

    致竟然逃过了我们表面的观察。如果我们仅仅根据表面现象来判断人际

    关系的反常，包括性关系的反常，我们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这些现象

    倒是不难捕捉，难的是对它们做出鉴别。然而，尽管并没有对于人格结构的精湛知识，人们却仍然可以从一切神经症病人身上鉴别出两种特

    征，这就是在反应方式上的某种固执，以及潜能和实现之间的脱节。

    这两种特征都需要进一步的解释。我所谓反应上的固执，指的是缺

    乏一种灵活性，这种灵活性保证了我们能够对不同的情境做出不同的反

    应。举例来说，正常人也常常存在疑心，但那是在他感到事有可疑或发

    现他确有理由这样做的时候；然而神经症病人却可能随时随地没有任何

    理由地处于疑虑状态——无论他本人是否自觉到这一状态。正常人能够

    分辨别人的恭维到底是出于诚心诚意，或只是出于虚情假意；而神经症

    病人却可以在任何场合下不分青红皂白地对所有这些恭维表示怀疑。正

    常人如果发现自己受到一种不正当的欺骗，他会感到义愤填膺；而神经

    症病人却可能对任何好话都感到愤怒，即使他意识到这些好话对他有利

    也是如此。正常人有时也会因为一件重大的、难以决定的事情举棋不

    定，而神经症病人却可能随时对任何事情都无法做出决定。

    但固执也只有在偏离文化模式的时候，才能成为神经症的表现。在

    西方文明中，固执地对一切新鲜的或陌生的事物持怀疑态度，在大部分

    农民中间乃是十分正常的事情；而小资产阶级对于勤俭持家的固执强

    调，也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固执。

    同样，一个人的潜在素质与他在生活中的实际成就，两者之间的差

    距和脱节也可能完全是由于外在因素造成的。但如果他具备种种天赋，外在条件又十分有利于他的发展，他却仍然无所作为；或者，尽管他拥

    有一切使自己感到幸福的条件，却不能享受自己拥有的一切，不能从中

    感到幸福；或者一个女人尽管无比美丽，却仍然感到自己不能吸引男

    人，那么，这种脱节和差距就应该被视为神经症的表现了。换句话说，神经症病人往往感到他自己就是自己的绊脚石。

    撇开表面现象而深入到有效地产生神经症的动力系统中，我们就会

    发现，存在着一种一切神经症共同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无论神经症病人的人格结构多么复杂，这种焦虑始终是产生和保持神经症过程的内在动力。我将在以下几章清

    楚地阐明这种说法的意义，这里我就不再举例了。但即使我们只是暂时

    地、半信半疑地接受这一基本原则，也还需要对它加以进一步的说明。

    这种说法显然是太一般、太宽泛了。焦虑或恐惧——让我们暂且交

    替使用这两个词——是无所不在的，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

    也是如此。这些反应并不仅仅局限于人类。如果说动物在受到某种危险

    的恐吓时会或者采取反击或者逃之夭夭，那么我们也恰恰可能遭遇同样

    的恐惧，采取同样的防御措施。如果我们害怕遭到雷击，我们就会在房

    顶上安装避雷针；如果我们害怕遭受意外事故，我们就会去购买保险

    单；这样做就包含着恐惧与防御的因素。恐惧与防御的因素以种种不同

    的方式存在于每一种文化之中，而且有可能被制度化，例如由于害怕中

    邪而佩戴护身符，由于害怕死者作祟而举行隆重的仪式来安抚他，由于

    害怕女人月经带来灾祸而制定种种禁忌，以避免接触经期中的女人。

    这种类似，会使我们禁不住要作一种错误的逻辑推论。既然恐惧和

    防御是神经症的基本因素，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对抗恐惧而制度化

    了的防御措施称之为“文化的”神经症呢？这一推论的谬误在于，尽管两

    种现象具有同一种因素，它们却并不必然是同一的。我们不能仅仅因为

    一幢房屋是石头造成的，就把这幢房屋叫作石头。那么，使神经症人成

    为病态人格的恐惧和防御措施，其根本特征又是什么呢？是不是病态恐

    惧乃是一种想象性的恐惧呢？不是，因为我们也同样可以把对死者的恐

    惧称之为想象性的恐惧；而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仍然如堕五里雾中，茫然不知其所解。那么，是不是神经病之所以是神经病，就在于他根本

    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害怕呢？不，因为原始初民也同样不知道他为什么要

    害怕死者。显然，两者之间的分别与自觉的程度和理性化的程度全然无

    关，区别存在于以下两种因素之中。首先，每一种文化所提供的生活环境，都会导致某些恐惧。不管这

    些恐惧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它们却可能由外在的危险(例如大自然和敌

    人)，由社会关系的种种形式(例如因压抑不平、强迫服从、人生挫折

    所激发起来的仇恨)，由种种文化传统(例如对鬼魂、对触犯禁忌的传

    统性恐惧)所引发。不同的个人蒙受这些恐惧的程度有深有浅，但总的

    说来，在每一种特定的文化中，这些恐惧都是强加给每一个人，没有人

    能够逃避得了的。但神经症病人却不仅分担了一定文化中每一个个人都

    共同具有的那些恐惧，而且，由于他个人生命环境的不同(但这种生命

    环境却是与普遍的生活环境交织在一起的)，他还具有在量与质上都偏

    离了文化模式的种种恐惧。

    其次，这些存在于一定文化之中的恐惧通常都会因为某些保护性措

    施，例如种种禁忌、仪式、风俗习惯等，而得以抵消。一般说来，这些

    防御措施，与神经症病人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建立起来的防御措施相比，代表了一种更为经济的方式。因此正常人虽然不能不身受其自身文化中

    恐惧与防御的影响，但总的说来却完全能够发挥其自身的潜能，享受生

    活提供给他的一切机会和可能。正常人能够最大限度地抓住和利用他的

    文化给他提供的种种机会。消极地说，他所遭受的痛苦，不会比生活在

    他的文化中所不可避免要遭受的痛苦更多。相反，神经症病人却不可避

    免地要比一般人遭受更多的痛苦，他必须为他的防御措施付出一笔高昂

    的代价，从而使他的生机与活力受到损害，使他人格的拓展受到阻碍；

    更具体地说，使他获得成就和享受生活的能力受到损害，其结果则是我

    在上文中提到过的差距和脱节。事实上，神经症病人不可避免地是一个

    受苦的人。在讨论一切神经症可以通过表面观察而发现的共同特征时，我之所以没有提到这一事实的唯一理由，就在于它并不必然是可以从外

    部观察得到的。甚至神经症病人自己，也并不一定能够意识到他正在受

    苦这一事实。

    在谈论恐惧与自卫的时候，我生怕许多读者会因为我对神经症的性质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居然也作了如此广泛的讨论而感到极不耐烦。

    为了替自己辩解，我可以指出，心理现象从来是错综复杂的，即使表面

    上看十分简单的问题，答案也绝不简单。我还可以指出，我们在这里一

    开始就遭到的困境也不例外，无论我们将要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

    一困境都将伴随我们贯串全书。对神经症做出正确的描述之所以特别困

    难，就在于事实上我们既不可能单纯地利用心理学工具，也不可能单纯

    地利用社会学工具来获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只能交替地使用这

    两种工具，就像事实上我们所做的那样，先使用一种，然后再使用另一

    种。如果我们仅仅从动力学和心理结构的观点考察神经病，我们就必须

    将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所谓正常人实体化；而一旦我们超过本国的国

    界，超过与我们文化相似的国家的国界，我们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另

    一方面，如果我们仅仅根据社会学的观点来考察神经病，将它视为对一

    定社会中人们共同的行为模式的偏离，我们就极大地忽略了我们有关神

    经症心理特征的全部已有的知识；而且，任何国家、任何学派的精神病

    医生，都一定不会同意这样一种结论而承认他平常就是这样鉴别神经症

    病人的。这两种途径的汇合，就在于采取这样一种观察方法，这种观察

    方法既考虑神经病人外在表现的异常，又考虑其内在心理过程的动力学

    异常，而不把其中任何一种异常视为主要的和决定性的。这两种考察必

    须结合起来。一般说来，我们指出恐惧和防御是神经症的内在动力之

    一，但只有当它在量与质上都偏离了同一文化中模式化了的恐惧与防御

    措施时才构成神经症。我们所采取的就是这一观察方法。

    我们还必须沿着同一方向更向前迈进一步，因为神经症还有另一种

    基本特性，那就是冲突倾向的存在。对这种冲突倾向的存在，或至少是

    对它的确切内容，神经症患者本人并不知道，因此他只是自发地企图达

    到某种妥协和解决。正是这后一特性，曾被弗洛伊德以种种不同的形式

    强调指出，说它是构成神经症不可缺少的要素。把神经症病人的冲突与

    共同存在于一种文化之中的冲突区分开来的，它既不是这些冲突的内

    容，也不是说这些冲突本质上是无意识的——在这两方面，共同的文化冲突都可能是完全一样的——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在神经症病人身上，这些冲突更尖锐、更紧张。神经症病人试图达到某种妥协的解决，我们

    不妨把这些解决方式称之为“病态的解决方式”。与一般正常人的解决方

    式相比，这些解决方式更不能令人满意，并且往往要以损害完整的人格

    作为其代价。

    回顾所有这些考虑，我们仍然未能给神经症下一准确完美的定义，但至少我们可以对它作这样一种描述：神经症乃是一种由恐惧，由对抗

    这些恐惧的防御措施，由为了缓和内在冲突而寻求妥协解决的种种努力

    所导致的心理紊乱。从实际的角度考虑，只有当这种心理紊乱偏离了特

    定文化中共同的模式，我们才应该将它叫作神经症。第二章 为何谈起“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

    由于我们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神经症影响人格的方式上，因此我们的

    研究范围也局限在两个方向上。首先，神经症可以发生在这样一些人身

    上，这些人的人格在其他方面均未遭受损害和扭曲，仅仅由于充满冲突

    的外在情境，才形成了一种病态的反应方式。在讨论了某些基本心理过

    程的性质后，我们将回过头简略地讨论这种较为简单的情境神经症

    (situation neuroses) 13

    的结构。但我们此刻的主要兴趣并不在这里，因为情境神经症并未显示出病态的人格，而仅仅表明病人对特定的困难

    情境暂时缺乏适应能力。当说到神经症的时候，我要涉及的乃是性格神

    经症(character neuroses)。这种神经症尽管其症状现象可能与情境神

    经症完全一样，但主要的紊乱却在于性格的变态。 14

    它们乃是潜伏的慢

    性过程的结果，通常形成于童年时代，并且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影响

    到人格的各个部分。表面上看，性格神经症也可以由实际的情境冲突所

    导致，但仔细搜集的病史却表明：种种病态的性格特点，早在任何困境

    产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而眼前暂时的困境，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

    那些先前存在的人格障碍导致的。更有甚者，神经症病人往往病态地对

    某一生活情境做出反应，而这一生活情境对一般健康人却并不意味着任

    何冲突。因此，情境不过是揭示了早已存在的神经症而已。

    其次，我们对神经症的症状现象并不太感兴趣，我们的兴趣主要集

    中在性格紊乱本身；因为人格变态乃是神经症中持续存在、反复发生的

    现象，而临床意义上的症状却可能变动不居或完全阙如。同样，从文化

    的角度看，性格也比症状更重要，因为影响人的行为的，毕竟是性格而

    不是症状。由于对神经症结构已有了更多的认识，由于意识到对症状的

    治疗并不一定意味着对神经症的治疗，精神分析的兴趣总的说来已发生

    转移，主要的兴趣已从症状上转移到性格的变态上。形象地说，我们可以说神经症症状并不是火山本身，而仅仅是火山的爆发；而导致疾病发

    生的冲突，正如火山一样，乃是深藏在个人内心深处而不为其所知的部

    分。

    在做出了上述这些限制后，我们现在或许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今天的神经症患者究竟是否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又是如此

    的重要，以致我们可以谈论一种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呢？

    至于说到伴随不同类型的神经症而来的性格变态，使我们印象深刻

    的与其说是它们的相似，不如说是它们的不同。例如，癔症型人格，就

    完全不同于强迫型人格。然而，引起我们注意的这些差异只是机制上的

    差异，或者，用更一般的话说，只是两种性格紊乱的不同表现方式和不

    同解决方式。例如，癔症型人格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投射(projection)倾

    向，而强迫型人格则往往容易把冲突理智化(intellectualization)。而另

    一方面，我所谓共同性，并不在于冲突表现出来的方式，而仅仅在于冲

    突的内容本身。说得更准确一点，这些共同之处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

    造成心理紊乱的那些经验，而在于实际促使个人失常的那些内在冲突。

    要阐明这些动力及其分支，就得有一个先决条件。弗洛伊德和大多

    数精神分析专家都着重强调这样一个原则，即精神分析的任务乃在于揭

    示一种冲动的性欲根源(例如特殊的性感区)或发现一种反复重演的幼

    儿模式。尽管我认为，不追溯病人的童年环境，就不可能对神经症有完

    整的理解，但我仍然相信，这种发生学的考察，如果片面地运用，只会

    造成混乱，而不可能使问题得到澄清。因为它会使我们完全忽视实际存

    在的种种无意识倾向、它们的功能，以及它们与同时存在的其他倾向

    (例如各种冲动、恐惧和保护性措施)之间的相互影响。发生学的理解

    只有在它有助于这种功能性的理解时才是有用的。

    基于这一信念，在对不同年龄、不同气质和兴趣，以及对来自不同

    社会阶层，属于不同类型的神经症中那些最富于变化的人格类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发现，在他们身上，所有那些动力中心的冲突内容及其

    相互关系都是大体相同的 15。我在精神分析实践中的这些经验，已经通

    过对正常人和对当代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观察，得到了进一步的验

    证。在神经症病人身上反复发生的那些心理困扰，如果剔除其通常具有

    的虚幻晦涩的性质，就会很容易地被我们发现：它们与我们文化中正常

    人所面对的那些心理困扰，仅仅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我们大多数人都不

    能不面临竞争的问题、对失败的恐惧问题、情感上的孤独问题、对他人

    以及对自己不信任的问题。别的不说，光是这些问题就并不仅仅存在于

    神经症病人身上。

    一般而言，某一种文化中的大多数个人都不得不面对同样一些问

    题。这一事实意味着，这些问题乃是由存在于该文化之中的特殊生活环

    境造就的。由于其他文化中的动力与冲突不同于我们文化中的动力与冲

    突，因此，这些问题并不能说是“人性”中的共同问题。

    因此，在谈论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时，我的意思并不仅仅是说所

    有的神经病人都有着共同的基本特征，同时还表明，这些基本特征本质

    上是由存在于我们时代和我们文化中的种种困境造就的。我将在后面，在我的社会学知识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地说明造成我们所有这些心理

    冲突的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文化困境。我关于文化与神经症之间关系的

    假设是否正确，还必须由人类学家和精神病医生的共同努力来检验。精

    神病医生不仅应该研究神经症在一定文化中的表现，例如从形式的标准

    去研究神经症的发生率、严重性和不同的类型，而尤其应该从什么样的

    冲突构成了这些神经症的角度去研究它们。人类学家则应该从一种文化

    结构给个人造成了一些什么样的心理困境方面去研究同一种文化。所有

    这些基本冲突的一个共同的表现方式，就在于它们都是一种可以通过表

    面观察而把握到的心态。我所说的表面观察，是指一个好的观察者可以

    不借助精神分析技术，而直接从他十分熟悉的人身上发现，例如他自

    己、他的朋友、他家庭的成员、他的同事等。现在，我要对这种可以通过观察而频频发现的现象作一个简略的剖析。

    这些可以观察到的态度可以粗略地分类如下：(1)给予和获得爱

    的态度；(2)自我评价的态度；(3)自我肯定的态度；(4)攻击

    性；(5)性欲。

    关于第一种态度，我们时代的神经症病人的一种主导倾向，就是对

    他人之称赞或他人之情爱的过分依赖。我们都希望获得他人的喜爱和赢

    得他人的赞赏，然而神经症病人对爱和赞扬的依赖，却与爱和赞扬对于

    他人生活所具有的实际意义极不相称。尽管我们都希望能被我们所爱的

    人喜爱，但在神经症病人身上，却有一种对于爱和赞赏的不加分辨的饥

    渴，以致完全不考虑他们究竟是否关注那个当事人，以及那个当事人的

    评价究竟对他们有没有任何意义。神经症病人自己往往意识不到这种无

    穷的渴望，但一当他们得不到他们希望得到的关心和注意时，这种渴望

    就会从他们的过分敏感中表现出来。例如，如果有谁没有接受他们的邀

    请，或者很长时间没有打电话来问候寒暄，或者甚至只是在某一问题上

    没有同意他们的意见，他们就会感到受了伤害。当然，这种敏感也可以

    借一种“我不在乎”的态度隐藏起来。

    更有甚者，在他们对爱的渴望和他们自身感受或给予爱的能力之

    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他们自己对于爱的过分需要，往往同缺乏对他

    人的关怀体谅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矛盾并不一定要表现在外面。例

    如，神经症病人也许会过分关心、体谅甚至急于帮助他人，但在这种情

    形下，我们往往不难发现，他的行为是强迫性的，并非出自一种自发的

    热情。

    这种对于他人的依赖，乃是内心缺乏安全感的一种表现。我们通过

    表面观察，从神经症病人身上发现的第二个特点，就正是这种内在的不

    安全感。自卑感和不足感乃是其准确无误的标志，它们可以以多种方式

    表现出来，例如确信自己无能、愚蠢、缺乏魅力，而这些想法可以说完全没有任何现实依据。我们可以看到，有些绝顶聪明的人却认为自己愚

    蠢无比，或美艳绝伦的女人却认为自己毫无吸引力。这些自卑感可以表

    现为自怨自艾、忧心忡忡；也可以表现为把莫须有的缺陷视为当然的事

    实，而在上面无休止地浪费自己的心思。另一方面，这些自卑感也可能

    被掩盖起来，而表现为一种自我夸张的补偿性需要，表现为一种出风头

    的顽固嗜好，表现为用各种足以在我们的文化中赢得尊敬的东西来引起

    他人和自己的重视，例如金钱、古画收藏、老式家具、女人、与社会名

    流的交往、旅游、优越的知识等。这两种倾向中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比

    较突出地表现出来，但在一般情况下，一个人往往会分别感觉到两种倾

    向都同时存在。

    第三种态度，即自我肯定，它往往要涉及种种明显的抑制倾向

    (inhibitions)。我所说的自我肯定，指的是一种肯定自己或肯定自己

    主张的行动，而并不意味着任何不正当的欲望和追求。在这方面，神经

    症病人表现出大量的抑制倾向。他们抑制自己表达某种愿望或某种要

    求；抑制自己做对自己有利的事；抑制自己表达意见、发表批评或命令

    他人；抑制自己选择愿意与之交往的人，以及与他人的正常接触，等

    等。同样，在我们所说的坚持个人立场方面，也存在着种种抑制倾向。

    神经症病人往往无法保护自己不受他人的攻击，即使在他并不愿意顺从

    他人的意愿时，他也无力表示反对意见。就像当他遇到一个推销员在向

    他大肆兜售某种他根本不打算买的东西，或者，当他被别人邀请去参加

    一个晚会，或者碰上一个希望与他做爱的女人而无力表示反对意见时那

    样。最后，他们在明确意识到什么是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方面，也存在着

    种种抑制倾向，即老是不能做出决定，形成意见，不敢表达哪怕仅仅涉

    及个人利益的愿望。这些愿望往往被隐藏起来。我的一位朋友就在她的

    私人账簿中，把“电影”记在“教育”名下，把“酒类”记在“健康”名下。在

    最后这一方面，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是缺乏计划能力，不管这需要计划

    的事是一次旅行，还是对未来生活的安排。神经症病人总是让自己毫无

    主见地随波逐流，即使在诸如职业与婚姻这些重大问题上，也无力做出自己的选择。对自己在生活中究竟需要什么，他们并没有明确的概念。

    他们仅仅被一种病态的恐惧所推动，就像我们从那些由于害怕贫穷，因

    而拼命聚敛钱财的人，或者由于害怕从事创造性工作，因而无休无止地

    追逐异性的人身上看见的那样。

    第四种障碍即与攻击性有关的态度，乃是一种与自我肯定恰恰相反

    的态度，即一种反对、攻击、贬低、侵犯他人的行动，或无论什么形式

    的敌对行为。这种类型的心理紊乱可以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一

    种方式是喜欢攻击、支配或挑剔别人，喜欢指挥、欺骗别人或寻找别人

    的过错。具有这种心态的人偶尔也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攻击倾向，但在大

    多数情况下，他们不仅丝毫意识不到这一点，而且还往往主观地认为他

    们恰恰是在表示真诚，或者仅仅是在表达一种意见。尽管事实上他们往

    往十分蛮横和咄咄逼人，他们却认为自己的要求十分谦恭。但在另一些

    人身上，这种心理紊乱却以相反的方式表现出来。通过表面观察即可以

    发现，这些人具有这样一种心态，即容易感到自己受了欺骗，被人辖

    制，遭人责怪，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或处于屈辱的地位。同样，这些人也

    往往意识不到这仅仅是他们自己的一种心态，而郁郁不乐地认为整个世

    界都在欺压他们，亏待他们。

    第五种态度，即表现在性生活方面的怪癖，可以粗略地划分为两

    类，即对性行为的强迫性需要和对性行为的抑制作用。抑制作用可出现

    在达到性满足之前的任何阶段上，可以表现为禁止自己与异性接触、禁

    止自己追求异性、对性机能和性欢娱产生反感等方面。前面描述过的那

    些反常表现，也可以出现在性心态中。

    或许还可以对上面提到的这些态度作更详细的描述，我在后面将回

    过头来对它们一一加以讨论，但现在再继续对它们作巨细无遗的描述，则不会对我们理解这些态度有多大帮助。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态度，我

    们就必须考察产生这些态度的动力过程。认识了这些潜在的动力过程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所有这些态度，尽管表面上看缺乏逻辑关系，在结

    构上却是相互关联的。第三章 焦虑

    在开始对今日神经症作更详细的讨论之前，我必须重新拾起我在第

    一章中撇下的一个话头，着手澄清我所说的焦虑的确切含义。这样做是

    十分必要的，因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焦虑乃是神经症的动力中枢，我

    们随时随地都不得不与之打交道。

    前面我曾把焦虑作为恐惧的同义词使用，由此指出了两者之间的血

    缘关系。事实上，焦虑和恐惧都是对危险境况做出的情绪反应，都可能

    伴随种种生理感觉，如颤抖、出冷汗、剧烈的心跳等。这些生理变化可

    能非常强烈，以致产生一种突发的、强烈的恐惧，甚至可能导致死亡。

    尽管如此，焦虑与恐惧之间仍有不同之处。

    当母亲仅仅因为自己的子女身上出了一点丘疹或患了轻微的感冒，就害怕自己的子女会死去的时候，我们把这叫作焦虑；但如果子女确实

    患了严重疾病，母亲因此而感到害怕时，我们则把她这种反应叫作恐

    惧。如果有人一站在高处就感到害怕，或者每当他必须就一个他知道得

    十分清楚的专题与人讨论就感到害怕时，我们把他的这种反应叫作焦

    虑；而如果他感到害怕是因为他在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之际迷失于深山

    老林之中，我们则把他这种害怕叫作恐惧。到此为止，我们可以做出一

    个简单而明确的区分：恐惧乃是一个人对自己不得不面对的危险做出的

    恰如其分的反应，而焦虑则是对危险的不相称的反应，或甚至是对想象

    中的危险的反应。 16

    但这种区分有一点缺陷，这就是，要判断一种反应恰当还是不恰

    当，就必须根据存在于某一特殊文化中的一般常识。但即使这一常识认

    为某种态度是没有根据的，神经症病人仍能毫无困难地给他的行为找到一种合理的根据。事实上，如果我们告诉病人说，他害怕遭到某些狂暴

    的精神错乱的人的攻击，乃是出于一种病态的焦虑，我们就会陷入无休

    无止的争论中。他会指出，他的恐惧是有现实根据的，还会举出这种事

    情实际发生的例子。同样，如果有谁认为原始土著的某种恐惧是对实际

    危险的不恰当反应，这些原始土著也会固执地坚持己见。例如，如果一

    个部落的禁忌是不准食用某种动物，而生活在这个部落中的某个原始土

    著则由于某种偶然缘故食用了这种遭受禁忌的食物，那么他一定会吓得

    半死。作为一个局外人和旁观者，你会把这种恐惧叫作不恰当的反应，认为它在事实上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迷信。但一旦你知道了这种与禁忌食

    物有关的信念的内涵，你就会意识到，这种情境对那个土著说来，代表

    着一种真实的危险，它意味着狩猎或捕鱼的地方将受到污染，整个部落

    将罹患一场大病。

    然而，我们从原始土著中发现的这种焦虑，跟那种在我们文化中神

    经症病人身上发现的病态焦虑相比，两者之间仍存在着不同之处。与原

    始土著的焦虑不同，病态焦虑的内容并不涉及共同奉行的信念。但不管

    是哪一种焦虑，一旦我们懂得了这种焦虑的意义，那种认为它是不恰当

    反应的看法就会立刻被打消。例如，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于死有着无

    法驱散的焦虑；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这种痛苦，他们对于死又有一种隐

    秘的渴望。他们对于死的种种恐惧，再加上他们对于死的盼望和思考，就会产生出一种危险迫近的强烈颖悟。如果我们知道了所有这些产生恐

    惧的因素，我们就只能说他们这种对于死的焦虑乃是一种理由充分的反

    应。另一个简化的实例是，当人们走近悬崖的边缘，或站在高楼的窗口

    旁，或站在大桥上时，他们往往会感到十分恐惧。这里也是一样，表面

    上看，这种恐惧似乎是一种不恰如其分的反应，但实际上，这种处境却

    可能在他心中产生或唤起生存愿望与死之诱惑(即一种莫名其妙想往下

    跳的冲动)，两者之间一直在进行搏斗。正是这种内心冲突可能导致他

    的焦虑。所有这些考虑都向我们表明，我们的定义需要作一些修改。恐惧与

    焦虑都是对危险的恰当反应，但在恐惧的情况下，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和

    客观外在的；而在焦虑的情况下，危险则是隐而不露和主观内在的。这

    就是说，焦虑的强度是与情境对人所具有的意义成正比的，至于他为什

    么如此焦虑，他本人却基本上是不知道的。

    对恐惧和焦虑所做的这种区分，其实际意义在于说明，企图说服神

    经症病人摆脱焦虑，即采用劝说的方法，乃是徒劳无益的。神经症病人

    的焦虑涉及的并不是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处境，而是他内心所感受到

    的处境。因此，心理治疗的任务，只能是努力去发现某些处境对神经症

    病人所具有的意义。

    我们已经说明了我们所说的焦虑究竟是什么意思，现在我们必须进

    一步弄清焦虑所发挥的作用。在我们的文化中，一般人极少意识到焦虑

    在他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在通常情况下，他最多只能回忆起他在童

    年时代曾经有过一些焦虑，他曾经做过一两次令他感到焦虑的梦，他曾

    经在日常的正常生活秩序之外，因而对某些处境而偶尔有过一些担心和

    忧虑，例如，在即将与一位显赫人物作重要交谈之前，或者在即将面临

    考试之前。

    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病人身上搜集到的资料绝不是整齐划一的。有

    些神经症病人能够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深受焦虑之苦，而焦虑的表现方式

    却极其变动不居：它可以表现为一种弥漫性焦虑，表现为焦虑症的发

    作；也可以附着在一定的处境或一定的活动上产生，例如似乎是由于置

    身高楼、大街或公共场合；还可以具有明确的内容，例如担心精神失

    常，担心患癌症，担心自己吞下了什么异物，等等。另一些神经症病人

    意识到他们有时候会产生焦虑，有时候有激发这种焦虑的外在条件，有

    时候则没有，但不管怎样，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外在条件十分重要。最

    后，还有这样一些神经症病人，这些人仅仅意识到自己有压抑感、自卑感、性生活紊乱，以及诸如此类的情况，但却完全意识不到自己曾经有

    过任何焦虑。然而进一步的考察则往往证明：他们最初的陈述是不准确

    的。在对这些病人进行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发现：在他们

    的表层意识下，隐藏着同第一组病人一样多的焦虑——如果不是更多的

    话。精神分析促使这些病人意识到他们先前潜在的焦虑，这样他们就有

    可能回忆起那些曾经使他们感到忧心忡忡的梦和处境。尽管如此，他们

    自己能够承认的焦虑，其范围通常并没有超过正常限度。这正说明：我

    们有可能具有焦虑，而自己却一无所知。

    这样说还并没有揭示出这一问题的全部意义，它还只是一个更大、更广泛的问题的一部分。我们感受过爱、愤怒、怀疑，所有这些感受是

    如此短暂易逝，以致它们几乎没有能够进入我们的意识；又是如此昙花

    一现，以致我们很快就把它们忘诸脑后。这些感受可能的确是转瞬即

    逝、互不相干的，但在它们后面，却同样可能有一种巨大的动力。对一

    种感受的自觉程度，并不能说明这种感受的程度和重要性 17。应用到焦

    虑上，这就表明，我们不仅可能有焦虑而不自知，而且同时还可能意识

    不到这些焦虑乃是我们生活中的决定因素。

    事实上，我们似乎在竭力摆脱焦虑或避免感觉到焦虑。这样做有种

    种理由，最一般的理由是：强烈的焦虑是一种最折磨人的心情。那些曾

    经经历过强烈焦虑的病人会告诉你说，他们宁死也不愿再经历一次这样

    的折磨。此外，包含在焦虑心情中的某些因素，对个人来说也是不能容

    忍的。彻底的无能为力乃是这些不能容忍的因素之一。一个人可以在面

    对巨大的外来危险时仍然生气勃勃，勇气十足；然而在焦虑的状态中，他却感到——事实上也的确是——完全无能为力。承认自己无能为力，这对于那些把权力、地位、控制视为最高理想的人来说，是特别不能容

    忍的。由于觉得自己的反应明显地与自己的理想不相称，他们就憎恨这

    种焦虑的感受，仿佛它证明了自己的软弱和怯懦。包含在焦虑中的另一因素是它的明显的非理性。对有些人来说，允

    许非理性因素控制自己是特别不能容忍的。这些人在内心隐秘地感觉到

    有被自己身上非理性异己力量吞没的危险，或者，他们已经在生活中自

    动地把自己训练得严格服从理智的支配，因此，他们绝不会自觉地容忍

    任何非理性的因素。除了包含种种个人动机之外，后面这一种反应还涉

    及文化的因素，因为我们的文化总是特别强调理性的思维和理智的行

    为，而把一切非理性的东西，或某些似乎是非理性的东西，统统视为低

    级的东西。

    包含在焦虑中的最后一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与这一点相关联。通

    过自身的非理性性质，焦虑向我们提出了一种含蓄的告诫——我们身上

    有什么东西已经出了问题。因此，这实际上是一种警报，它要求我们彻

    底检视我们自己。这倒不是说我们自觉地、有意识地把它作为一种警

    报，而是说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它实际上正是这样一种暗中的警

    报。我们中间没有任何人会喜欢这种警报，甚至不妨说，我们最反感的

    就是意识到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某些态度。不管怎样，一个人越是无能

    为力地感到自己正陷身在恐惧与防御机制的错综复杂的罗网之中，就越

    是紧抱住自己的妄想不放，坚信自己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正确的和完美无

    缺的，也就越是会本能地拒绝任何暗示——即使是间接的、含蓄的暗示

    ——不承认自己身上有什么东西出了问题，不认为自己有任何必要改变

    自己的态度。

    在我们的文化中，主要有四种逃避焦虑的方式，这就是：一、把焦

    虑合理化；二、否认焦虑；三、麻醉自己；四、回避一切可能导致焦虑

    的思想、情感、冲动和处境。

    第一种方式，把焦虑合理化，乃是逃避责任的最佳解释。它的实质

    在于把焦虑转变为一种合理的恐惧。如果我们忽略了这种转变的心理价

    值，我们或许会想象，这种转变并没有带来多大变化。过分焦虑的母亲事实上只不过是在关心自己的子女而已，不管她承认自己焦虑，还是把

    自己的焦虑解释成一种正当的恐惧，情况都是如此。然而，我们可以无

    数次地做这样一种实验，即告诉这样一位母亲，她的反应并不是一种合

    理的恐惧，而是一种焦虑。我们可以暗示她，她这种焦虑与实际存在的

    危险是不相称的，在这种焦虑中包含着种种个人因素。作为对这种告诫

    的反应，她会反驳这种暗示，不遗余力地证明你完全弄错了。难道玛丽

    不是在襁褓中就患过这种传染病吗？难道约尼不是因为爬树摔断过腿

    吗？最近不是有一个人以糖果来诱拐孩子吗？难道她这种行为不是完全

    出于对孩子的爱和责任心吗？ 18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遇见谁这样热烈地为他的非理性态度辩

    护，我们就可以肯定，这种受到辩护的态度，对于那个人来说一定具有

    非常重要的功能。这样一位母亲，不仅不会因为自己这种情绪而感到无

    能为力，相反她会感到自己完全可以积极主动地在这种情境下做点什

    么；她不仅不会承认自己的软弱，相反还会因为自己的高尚准则而感到

    骄傲；她不仅不会认为自己的态度中包含着种种非理性因素，相反还会

    觉得自己的态度完全是正当合理的；她不仅不会觉察并接受改变自己某

    些态度的警告，相反还会继续把自己的责任转移给外部世界，并借些逃

    避面对她自己的真实动机。显然，她必须为这些暂时的利益付出代价，永远也无法消除她心中的忧虑。更重要的是，她的子女也必须为此付出

    代价，但她却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且，归根到底，她并不希望意识

    到这一点。因为在内心深处，她始终抱有这样一种幻想，以为她可以既

    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同时又设法得到只能由这种改变获得的好处。

    同样的原则也完全适合于相信焦虑是一种正当恐惧的任何倾向——

    无论其内容是对于分娩的恐惧，还是对于疾病的恐惧，或是对于饮食失

    当的恐惧，对于天灾人祸的恐惧，对于贫穷潦倒的恐惧。

    逃避焦虑的第二种方式是根本否认焦虑的存在。事实上，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否认它，即把它完全排除在意识之外，我们并不能真正摆脱

    焦虑。这时候一切表现出来的迹象，乃是恐惧或焦虑的生理伴随现象，例如战栗、流汗、心跳加速、窒息感、尿频、呕吐、腹泻。在精神方

    面，则是烦躁不安、无端冲动，或有麻木呆滞的感觉。当我们害怕并且

    意识到自己害怕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出现所有这些感觉和生理现象；同

    样，这些感觉和生理现象也可能是确实存在并受到压抑的焦虑的唯一表

    现。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人自己能够意识到的只是这样一些外在的事

    实，例如他在某些情形下老是禁不住要频繁地去小便，他在火车上老是

    要眩晕呕吐，有时候他会夜间盗汗，等等。所有这些，通常都并没有任

    何生理上的原因。

    但是，我们同样也可能自觉地否认焦虑，有意识地企图战胜焦虑。

    这类似于在正常水平上发生的情况，即通过全然不考虑恐惧来消除恐

    惧。最熟悉的例子是，一个士兵受到一种企图战胜恐惧的冲动的驱使，反而表现出英勇的举动。

    神经症病人也同样可以做出自觉的决定来战胜他的焦虑。例如，有

    这样一个女孩子，她直到临近青春期之前，始终受到焦虑的折磨，特别

    是与强盗有关的焦虑。但她却自觉地决定不考虑这种焦虑，独自一人睡

    在阁楼上，或独自一人在阴森的、无人居住的空宅中行走。她带来作精

    神分析的第一个梦，显示出这一态度的种种变化方式。梦中包含许多事

    实上十分可怕的情境，但每一次她都勇敢地面对了这些情境。其中之一

    是她在夜里听见花园里有脚步声，于是走出门外，站在阳台上喝

    问：“谁在那里？”她成功地消除了自己对强盗的恐惧，但由于激发她焦

    虑的内在因素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变，所以仍然存在的焦虑所产生的其他

    后果并没有消除。她仍然孤僻内向，羞怯胆小，老是觉得自己不受人欢

    迎，没有人需要，始终无法安定下来做任何建设性的工作。

    在神经症病人身上，往往并没有这样一种自觉的决定，这一过程往往是自动进行的。然而，与正常人的区别，却并不在于这一决定的自觉

    程度，而在于它所得到的结果。神经症病人竭尽全力所能得到的全部结

    果，不过是消除了焦虑的特殊表现方式，就像那个女孩子消除了她对强

    盗的恐惧一样。我并不打算低估这样一种结果，它不仅可能具有实用的

    价值，同样也可能在增强自尊心方面具有心理的价值。但由于这些结果

    往往受到过高的估计，因此有必要指出它的消极面。 19

    事实上，在这一

    结果中，不仅人格的基本动力结构没有任何改变，而且一旦病人失去了

    他内在紊乱的显著征象，他同时也就失去了他解决这些紊乱的活生生的

    动力。

    这种对焦虑不顾一切地克制，往往在许多神经症病人身上发挥着极

    大的作用，而且往往不易被正确地认识出来。例如，许多神经症病人在

    某些特定情境中往往表现出强烈的攻击倾向，这种攻击倾向通常被认为

    是实际的敌意的直接表达，而事实上却可能主要是在感到自己受到攻击

    的压力下，不顾一切地要征服自己内在的胆怯。尽管敌意往往也确实存

    在，但神经症病人却可能极大地夸张了他实际感受到的攻击，他的焦虑

    激发着他要去战胜他的胆怯。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点，就有把这种不顾

    一切地莽撞，错当作真正的攻击倾向的危险。

    使焦虑得到缓和的第三种方式是麻醉自己。这可以有意识地、不加

    掩饰地通过酒精和药物来达到麻醉的目的，但也还有许多其他的方式，这些方式彼此之间并没有明显的联系。一种方式是由于对孤独的恐惧而

    投身于社会活动中。不管这种恐惧是被自觉地意识到，还是仅仅被体验

    为一种隐约的不安，它都不可能改变真实的处境。使焦虑处于麻醉状态

    的另一种方式，是拼命地沉浸在工作中，这一点可以从工作所具有的强

    迫性质，以及节假日所产生的烦躁不安中辨认出来。同样的目的，也可

    以经由对睡眠的不正常需要得到满足，尽管这种过量的睡眠往往并不能

    更多地消除疲劳。最后，性行为也可以作为一种“安全阀”使焦虑得到缓

    解。人们早就认识到，焦虑可以导致强迫性手淫，但却没有认识到，它同样可以导致一切形式的性关系。那些把性行为当作消除焦虑的主要手

    段的人，如果他们没有机会得到性满足，哪怕只是片刻没有满足，他们

    就会变得烦闷不安，急躁易怒。

    逃避焦虑的第四种方式是最彻底的方式，这就是避免一切可能导致

    焦虑的处境、思想和感受。它可以是一种自觉的过程，就像那些害怕潜

    水或登山的人避免从事这些活动一样。说得更准确一点，一个人可以自

    觉地意识到焦虑的存在并有意识地避免它。然而同样地，他也可以仅仅

    模糊地意识到，或者甚至根本意识不到焦虑的存在；可以仅仅模糊地意

    识到，或者甚至根本意识不到他避免焦虑的方式。例如，他可以完全无

    意识地在那些与焦虑有关的事情上拖延时间，迟迟不做出决定，不去找

    医生，不动笔写信等。或者，他可以“伪装”，即主观上相信那些他十分

    关注的事情，例如参加讨论，对雇员发号施令，与他人断绝关系等，但

    实际上这些对于他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或者，他可以“伪装”自己并不喜

    欢做某些事情，这样，一个害怕在晚会上可能受到冷落的姑娘，就可以

    通过使自己相信她本来就不喜欢社交活动，来干脆避免参加这种晚会。

    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到这种逃避倾向自动发挥作用的地方，我们就

    会接触到一种抑制状态。抑制状态就是不能够去做、去感受、去思考某

    些事情，它的作用就在于避免由此而可能引起的焦虑。这时候自觉意识

    中并不存在任何焦虑，也没有能力凭借自觉的努力来克服这种抑制状

    态。抑制状态往往以最奇特的形式表现在癔症型功能丧失中，例如癔症

    型失明、癔症型失语或癔症型肢体瘫痪。在性领域中，性冷淡和阳痿就

    代表着这种抑制状态，尽管这些性抑制状态的结构很可能十分复杂。在

    精神领域中，抑制作用往往表现在不能集中注意力，不能形成或表达自

    己的意见，不愿与他人接触等方面。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的抑制现象。

    如果我们花费好几页的篇幅来列举各种各样的抑制状态，以便使读

    者对抑制状态的形式种类和发生频率获得一个全面的印象，这也许是很有价值的。但是我认为，我不妨把这留给读者，让他自己回忆他在这方

    面的观察。因为抑制作用在今天已是众所周知的现象，而且，如果它得

    到充分发展的话，是很容易被辨认出来的。尽管如此，我们却希望简略

    地考察一下要意识到抑制的存在就必须具有的那些先决条件。否则，我

    们就会低估抑制作用的发生频率，因为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意识

    不到我们身上究竟有多少抑制存在。

    首先，我们必须先意识到自己做某件事情的愿望，然后才能意识到

    自己实际上没有做这件事的能力。举例来说，我们必须先意识到我们具

    有哪方面的野心，然后才能意识到我们在这方面有哪些抑制。有人会

    问，难道我们不是随时随地都知道我们的愿望是什么吗？的确不是。例

    如，让我们设想有这样一个人，他正在聆听一篇论文的宣读，并同时有

    自己对这篇论文的批评意见。这时候，一种微小的抑制作用会使这人羞

    于或怯于表达自己的批评意见，而一种较强的抑制作用则会妨碍他组织

    自己的思想，其结果是在讨论会已经结束，或者第二天早晨，他才形成

    自己的批评意见。同样，抑制作用也可以强大到这样一种地步，即根本

    不让你形成任何批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假定他实际上并不同意别人

    的意见，他却倾向于盲目地接受别人所说的一切，或者甚至十分赞赏这

    种意见。换句话说，如果一种抑制作用强大到足以阻碍我们的愿望和冲

    动，我们也就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这种抑制作用的存在。

    可以防止抑制作用被我们意识到的第二种因素发生在这样一种时

    候，这时候抑制作用在个人生活中行使着如此重要的职能，以致他宁可

    坚持认为这已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事实。例如，如果一个人身上有一种与

    任何竞争性工作相关的巨大焦虑，这种焦虑使他在经过种种工作尝试之

    后，最终变得疲惫不堪，那么这个人就可能坚持认为自己不够强健，不

    能胜任任何工作。这种信念保护了他，而如果他承认他身上有一种抑制

    作用，他就不得不重新回去工作，从而把自己置于可怕的焦虑之中。第三种可能性使我们回到文化的因素上。如果个人的抑制状态符合

    于文化所赞同的抑制形式，符合于现存的意识形态，那么，个人也就可

    能根本意识不到这些抑制作用的存在。一个具有严重抑制倾向因而不敢

    接近女人的病人，由于习惯于从女性神圣这一普遍接受的观念去看待自

    己的行为，因而不可能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抑制状态。在谦虚是一种美德

    的教条上，很容易形成一种不敢有所要求的抑制倾向。我们可能不敢对

    政治、宗教中居统治地位的条条框框有任何批判性的想法，而自己却根

    本意识不到这种抑制作用的存在，从而也就意识不到自己身上存在着与

    受惩罚、挨批判、遭孤立有关的焦虑。但为了正确地判断这种情形，我

    们当然必须详细地弄清各种个人因素。缺乏批判思想并不必然地意味着

    抑制作用的存在，而也有可能是由于一般的思想懒惰，由于愚昧，或由

    于与占统治地位的教条完全一致的信念。

    这三种因素的任何一种，都可以使我们无法发现实际存在的抑制作

    用，都可以解释为什么甚至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医生也往往感到难以发

    现这些抑制倾向。但即使我们假定我们能够发现所有这些抑制作用，我

    们对抑制作用的发生率仍然可能估计过低。我们不得不把所有那些反应

    都考虑在内，这些反应尽管还不能算作是十分成熟的抑制作用，但却处

    在臻于成熟的中途。在我们的内心状态中，我们可能仍然能够做某些事

    情，然而与这些事情相关的焦虑，却对我们的行动本身发挥着某种影

    响。

    首先，从事某种我们为之感到焦虑的活动，会产生一种紧张感、疲

    劳感或衰竭感。例如，我的一个病人(她正在渐渐摆脱不敢在大街上行

    走的恐惧，但对此仍然怀有相当的焦虑)就感到她在星期天上街会弄得

    精疲力竭。我们从她能够胜任繁重的家务劳动而没有丝毫疲劳感这一事

    实，可以看出她这种衰竭感并非由于体质的衰弱。引起这种衰竭感的，是与户外行走有关的焦虑。这种焦虑已减少到使她得以上街行走，但还

    没有减少到能够使她不感到衰弱。事实上，许多通常归咎于工作过度的机体障碍，都并不是由于工作本身，而是由于与这种工作有关的焦虑，或与同事之间关系有关的焦虑引起的。

    其次，与某种活动相关的焦虑，会使那种活动的功能受到损害。例

    如，如果有一种与发号施令相关的焦虑，这些命令就会以一种带有歉意

    的不起作用的方式发布出来；而与骑马有关的焦虑则会使人不能够驾驭

    马匹。对这种情形的自觉程度是不尽相同的。一个人可以意识到有一种

    焦虑使他不能以一种满意的方式完成某项使命，或者，他只能隐约地感

    觉到他不能把某件事情干得很好。

    第三，与某种活动有关的焦虑，会破坏这种活动可能产生的欢愉。

    这种情形并不适用于轻微的焦虑；相反，轻微的焦虑还可能产生出额外

    的热情。怀着轻微的担心来乘坐高速旋转的游乐车，可能会使这种活动

    更富于刺激，更令人兴奋；但如果对此怀着强烈的焦虑，则会使它成为

    一种苦刑。一种与性关系相关联的强烈焦虑，会使性关系变得索然无

    味；而如果谁自己意识不到这种焦虑，他就会感到性关系本来就毫无意

    义。

    最后这一点可能有些使人觉得含混，因为我在前面说过，厌恶感可

    以被用来作为避免焦虑的手段，现在我又说厌恶感可以是焦虑的后果。

    实际上，这两种说法都是正确的。厌恶感既可以是防止焦虑的手段，又

    可以是焦虑所产生的后果。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它说明理解心理

    现象是多么困难。心理现象往往是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除非

    我们下决心去考察无数交织在一起的相互作用，我们就不可能在心理学

    知识上取得任何进步。

    讨论我们可以怎样保护自己不受焦虑的干扰，其目的并不是要对一

    切可能的防御机制都给予详尽无遗的揭示。事实上，我们很快还会看到

    一些防止焦虑产生的更彻底的方式。我现在主要关注的，是证明这样一

    种主张，即我们实际拥有的焦虑可能比我们意识到的更多；或者，我们可能根本意识不到我们所有的焦虑；同时，也是为了指出一些我们能够

    从中发现焦虑的共同之处。

    因此，简而言之，焦虑可以隐藏在生理上的不适感之后，例如隐藏

    在心动过速和疲乏感后面，也可以隐藏在许多似乎正当合理的恐惧后

    面。它可以是驱使我们借酒浇愁、寻欢作乐的潜在动力。我们将经常发

    现，它是使我们无力去做或无力享受某些事情的原因；我们还会发现，它是隐藏在各种抑制作用背后的动力因素。

    由于某些我们后面将要讨论的原因，我们的文化使生活在这种文化

    中的个人产生了大量的焦虑。因此，每个人实际上都为自己建立了我所

    提到过的这种或那种防御机制。一个人越是病态，他的人格越是被这些

    防御机制所渗透和决定，他不能去做或没有想到去做的事情就越多；尽

    管根据他的生命活力、精神状态和教育背景，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他去

    做这些事情。一个人的神经症越严重，他就越具有种种抑制倾向，这些

    抑制倾向也就越微妙和巨大。 20第四章 焦虑与敌意

    在讨论恐惧与焦虑的不同之处时，我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焦虑

    本质上是一种涉及主观因素的恐惧。那么，这种主观因素的性质如何

    呢？

    我们还是首先描述一下个人在焦虑时的经验吧。这时候他有一种强

    大的、无法逃避的危险感，对这种危险感，他本人一点办法也没有。不

    管这种焦虑的表现形式是什么——不管是对癌症的臆想性恐惧，还是一

    种与雷雨有关的恐惧；不管是站在高处所产生的病态恐惧，还是任何与

    之相似的恐惧——这两种因素，即强大无比的危险感知和对这种危险感

    毫无抵抗能力的感觉，都始终存在。有时候，这种他感到无力抵御的危

    险力量似乎来自外界，例如雷雨、癌症、事故和其他与此类似的东西；

    有时候，这种危险的威胁又似乎来自他自身中无法控制的冲动，例如害

    怕自己会控制不住地从高处往下跳，害怕自己会控制不住地拿刀杀人；

    有时候这种危险感则完全是模模糊糊、不可捉摸的，就像通常焦虑发作

    时所感觉到的那样。

    但这些感觉本身，却并不仅仅是焦虑的根本特征，它们也完全可以

    同样地出现在任何涉及事实上的巨大危险，以及事实上对这种危险完全

    无能为力的处境中。我们可以想象，处于地震中的人们，或一个遭受暴

    行的两岁婴儿，他们的主观经验，与一个因雷雨而产生焦虑的人的主观

    经验，并没有任何不同之处。但在恐惧的情形下，危险却存在于现实

    中，无能为力的感觉也是由现实所决定的；而在焦虑的情形中，危险感

    却是由内在的心理因素所激发和夸张了的，无能为力的感觉也是由个人

    自己的态度所决定的。因此，焦虑中主观因素的问题，就可以被还原为一个更具体更特殊

    的问题：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环境，产生出了这种无比巨大的危险

    感和对这种危险完全无能为力的态度。这问题是心理学家们无论如何都

    必须提出来的。当然，身体内的化学环境也可以产生出这种感觉和焦虑

    的生理伴随现象，但正像体内的化学环境也可以导致兴奋或睡眠一样，它们事实上根本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

    在解决这一焦虑问题的过程中，也像在解决其他问题的时候一样，弗洛伊德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前进的方向，他通过他最重要的发现做到了

    这一点，这就是，包含在焦虑中的主观因素就在于我们自身的本能驱

    力；换句话说，焦虑所预期的危险，以及对此无能为力的感觉，两者都

    是由我们自身冲动的爆炸性力量所召唤出来的。在这一章的末尾，我将

    要更详细地讨论弗洛伊德的这一见解；同时我也要指出，我的结论与他

    的结论有什么样的不同。

    原则上，任何冲动都有激发焦虑的潜在力量，只要对这种冲动的发

    现和对这种冲动的执着意味着对其他生存利益和需要的损害，只要这种

    冲动本身是充满热情的、不可阻遏的。在有着明确的、严厉的性禁忌的

    时代，例如在维多利亚时代，屈服于性冲动往往意味着招来实际的危

    险。例如，一个未婚的少女，如果屈服于性冲动，就必须面对良心谴责

    和社会耻辱的现实危险；而那些屈服于手淫癖好的人，则必须面对阉割

    的威胁、致命的身体损害和精神疾病的警告等实际危险。这一点在今

    天，对种种反常的性冲动，例如暴露癖和恋童癖，也同样是适用的。然

    而在我们今天，只要涉及的是“正常的”性冲动，我们的态度就会变得十

    分宽容。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是在内心承认这些性冲动，还是把它们付

    诸实践，都不会牵涉太多太严峻的危险。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也就没有

    什么为之担心的实际理由。

    很可能正是这种与性有关的文化态度的变化，才导致了下面这一事实，这就是：根据我的经验，像这样的性冲动，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是

    隐藏在焦虑背后的动力。这种说法可能显得夸大不实，因为毫无疑问，焦虑表面上看的确似乎与性欲有关。神经症病人身上往往被发现有与性

    关系相关的焦虑，或者由于焦虑的结果而在这方面有种种抑制。然而，进一步的分析却表明，焦虑的根源往往并不在于这种性冲动，而在于与

    性冲动相伴随的敌对冲动，例如通过性行为来伤害和侮辱对方等。

    事实上，正是各式各样的敌对冲动，构成了神经症焦虑由以产生的

    主要根源。我担心这种新的提法，听起来又会显得好像是从个别正确的

    事例中所得出的不正确的普遍概括。然而这些事例并不是我这种提法的

    唯一根据，尽管我们从中可以发现敌对倾向与它所产生的焦虑之间的直

    接联系。众所周知，剧烈的敌对冲动可以成为焦虑的直接原因，只要这

    种敌对冲动有可能挫败自己的目标。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许多诸如此

    类的情况。F先生正与M小姐在山中作徒步旅行，F先生深深地爱着M小

    姐，但由于他那种莫明其妙发作的醋意，他突然对她有一种强烈的仇恨

    和恼怒。当与她一起走上一条险峻的山间小道时，他突然产生了一种剧

    烈的焦虑，并伴随着沉重的呼吸和急促的心跳，因为这时候他意识到他

    有一种想把这姑娘推下悬崖的冲动。这种焦虑的结构，就与从性欲中产

    生的焦虑完全一样，都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人一旦屈服于这种冲

    动，就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灾难。

    然而在大部分人身上，敌意与病态焦虑之间的因果联系却远不是十

    分明显的。因此，为了说明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中，敌意乃是造成焦虑

    的主要心理力量，就有必要稍微详细地考察一下由压抑敌意所导致的心

    理后果。

    对敌意的压抑，意味着“伪装”一切正常，从而在本应进入战斗时，或至少是在我们希望进入战斗时，避免进入战斗。因此，这种压抑的第

    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由此而产生一种未设防的感觉，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就是由此而强化了本来就有的未设防感。当一个人的利益

    事实上正受到侵犯的时候，如果敌意受到压抑，就可能使他人有机可

    乘。

    化学家C的经历，代表了日常生活中的这种现象。C由于工作过度

    的缘故而患有神经衰弱。他天赋过人，雄心勃勃，然而自己却没有意识

    到这一点。由于某些我们姑且撇开不论的原因，他压抑了自己的野心，因此一直显得很谦和。当他进入一家大化学公司的实验室时，另一个年

    岁比他稍大，职位比他略高的同事G，始终对他加以保护和表示友好。

    由于一系列个人因素，例如依赖他人的友情，不敢对别人作批判性的观

    察，未能认识到自己的野心因而也就不能从他人身上看出野心等，C很

    乐意接受G的友情，因而未能发现，实际上G除了他自己的事业和前途

    外，对任何事情都并不关心。有一次，G把C的一个可能导致一项发明

    的想法，作为自己的想法来做学术报告，而实际上这一想法乃是C在与

    G的一次友好交谈中透露给G的。这件事虽然使C感到惊讶，然而他并没

    有十分放在心上。有一瞬间，C对G产生了怀疑，但由于他自己的野心

    事实上在他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敌意，所以他不仅立刻把这种敌意，而且

    还把由此而产生的怀疑与审慎也一齐压抑下去了。于是他仍然相信G是

    他最好的朋友，以致当G劝他中断某项研究的时候，他仍然觉得G是出

    于好意；而当G做出了C本来可能做出的某项发明时，C也仅仅认为G的

    天赋和才能远非自己所能与之匹敌；他甚至还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值得羡

    慕的朋友而感到高兴。这样，由于压抑了自己的怀疑和愤怒，C就无法

    发现，在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上，G与其说是他的朋友，不如说是他的

    敌人。由于紧抱住自己被别人喜欢这种错觉不放，C便放弃了为自己利

    益而战的准备。事实上，他甚至根本意识不到他自己至关重要的利益正

    受到他人的侵犯，因而自然也就不可能为之一战，而只有听任他人从他

    的软弱中坐收渔利。

    这种借压抑作用来克服恐惧，同样也可以通过把敌意置于自觉控制之下来克服。不过一个人究竟是控制还是压抑自己的恐惧，却是一件身

    不由己的事情，因为压抑乃是一种反射似的过程。只有在一种特殊处境

    中，当意识到自己充满敌意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事情的时候，压抑才可

    能发生。在这种情形中，自然也就不存在自觉控制的可能性了。为什么

    对敌意的自觉意识可以成为一件不可容忍的事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在

    于人可以在憎恨某人的同时，又爱或者需要这人；就在于人可能并不愿

    意知道造成敌意的原因是嫉妒或占有欲等；就在于人可能害怕在自身中

    发现针对他人的敌意。在这种情况下，压抑乃是获得暂时保障最简便最

    迅速的方式。通过压抑作用，令人感到害怕的敌意从意识中消失了或者

    被阻挡在意识之外。我愿意换一种说法来重复这句话，因为，尽管十分

    简单，这却是精神分析理论中极少为人懂得的见解之一，这就是：如果

    敌意受到压抑，人就丝毫想不到他心中怀有敌意。

    然而，这种获得保障的最迅速的方式，长远地看，却并不一定是最

    安全的方式。通过压抑过程，敌意——或者为了指出它的动力特征，我

    们不妨使用愤怒一词——倒是被逐出了意识，但它却并没有被消除。它

    从个体人格的正常结构中分裂出来，因而失去控制；它作为一种有高度

    爆炸性和突发性的情感，在个人内心中不停地旋转并因而倾向于发泄。

    这种受到压抑的情感具有极大的爆炸性，因为，由于与人格的其他部分

    相隔绝，它反而拥有了更大并且往往是更令人惊奇的势力范围。

    当然，只要人意识到敌意的存在，敌意的范围就会从三个方面受到

    限制。首先，在特定处境中对周围环境的考虑，使他知道他对于自己的

    敌人或所谓的敌人能够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其次，如果这种愤怒针对

    的对象在其他方面仍是他崇拜、喜爱、需要的人，那么这种愤怒或迟或

    早会被整合到他的整个情感之中；最后，只要一个人已经形成了什么是

    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该做的意识，不管他的人格如何，这也会限制他

    的敌对冲动。但如果这种愤怒受到压抑，那么通向这些限制的可能性遂被切断，其结果是，敌对冲动便同时——虽然仅仅是在幻想中——从外部和内部

    突破这些限制。如果我上面提到的那位化学家服从自己的敌对冲动，他

    就会告诉别人，G是怎样在滥用他们的友谊；或者向他的上司暗示，G

    剽窃了他的想法并阻止他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由于他的愤怒受到

    压抑，这种愤怒也就分化和扩散了，就像它很可能转移到他的梦中去一

    样。很可能，在梦中他会以某种象征性方式成为一个杀人犯，或成为一

    个受人崇拜的天才，而其他人却很不体面地威信扫地。

    通过这种分化作用(dissociation)，受到压抑的敌意会随着时间的

    进程，经由外部途径而逐渐强化。例如，如果一个高级职员由于他的上

    司没有跟他商量就做出了某些安排，他因此心怀怨恨，但又成功地压抑

    了自己的怨恨，丝毫也不抗议这种做法，那他的上司就必然会继续骑在

    他的头上，而新的怨恨就会继续不断地产生。 21

    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后果，是这个人会在他心中记住这种不受控制的

    有高度爆炸性的情感。在讨论这一后果之前，我们必须先考虑一个由此

    而提出的问题。从字面上看，压抑一种情感或冲动，其结果乃是个人不

    再意识到这种情感或冲动的存在，因此在他的自觉意识中，他并不知道

    他有任何针对他人的敌对感情。既然如此，我们又怎么能说他会在自己

    心中“记录”(register)下这种受压抑的情感呢？答案就在于，事实上在

    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并没有严格的、二者必居其一的划分和选择，而只

    有如沙利文(H.S.Sullivan)在一次讲演中指出的许多意识等级。事实

    上，不仅受到压抑的冲动仍在发挥作用——弗洛伊德的基本发现之一，而且，在更深的意识层面上，个人甚至知道它的存在。把这一点还原为

    尽可能简单的说法就意味着，从根本上讲我们并不可能欺骗自己，事实

    上我们对自己的观察比我们自己意识到的更好，就像我们对他人的观

    察，往往比我们自己意识到的更好一样。例如，我们从他人获得的第一

    印象就往往十分正确，不过我们可能有充分的理由不去注意我们这方面的观察。为了避免反复进行解释，我将使用“记录”一词，来指我们知道

    我们内心发生的事情，但同时却并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

    常常，只要敌意及其对别的利益具有的潜在危险足够强大，则压抑

    敌意所产生的后果，本身即足以导致焦虑。隐约的不安状态，很可能就

    是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但是，这一过程往往并不会到此为止，因为

    人有一种强迫的需要，它要消除这种从内部威胁自身利益与安全的情

    感。于是产生了第二种类似反射的过程，即个体把他的敌对冲动投射到

    外部世界中去。第一种“伪装”，即压抑作用，需要第二种伪装来补充：

    他“伪装”这种破坏性冲动不是来自自己，而是来自外界的某人或某物。

    从逻辑上讲，敌对冲动所投射的对象，恰恰正是这些敌对冲动所针对的

    对象。其结果，那个人就拥有了投射者心中那些可怕的成分。这部分是

    由于那个人被赋予了投射者本人受到压抑的敌对冲动所具有的残酷无情

    的性质，部分是由于在任何危险中，这种效应的程度都不仅取决于具体

    环境，同时也取决于人对这一处境所持的态度。人越是缺乏防御能力，危险也就显得越大。 22

    投射作用还有一个附带的功能，这就是它可以为自我辩解的需要服

    务。并不是我存心要欺骗、盗窃、剥削、侮辱别人，而是别人存心要欺

    骗、盗窃、剥削和侮辱我。一个不知道自己有一种毁灭丈夫的冲动，甚

    至主观上还相信自己最爱丈夫的女人，由于这种投射机制，很可能认为

    自己的丈夫是一头想要伤害她的野兽。

    投射作用还可能得到另一种为达到同样目的的心理过程的支持：这

    时候一种对报复的恐惧会抓住受压抑的冲动。一个企图伤害、欺骗他人

    的人，会同时害怕别人也对他这样做。这种报复恐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

    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通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来源于人对罪恶和惩罚的

    原始经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必须预先假定一种报复冲动作为其必要的

    前提，我对此不作任何回答。毫无疑问，这种报复恐惧在神经症病人心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这些由受到压抑的敌意所导致的心理过程，其结果是产生焦虑情

    绪。事实上，由压抑所造成的心理状态，恰恰是典型的焦虑状态，即由

    于感到来自外界的强大危险而萌生的一种缺乏防御能力的感觉。

    尽管形成焦虑的步骤原则上说来十分简单，但在实际过程中，要理

    解焦虑的产生却往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个复杂的因素是：受到

    压抑的敌对冲动往往并不投射到事实上与之相关的那个人身上，而是投

    射到别的事物上。例如，在弗洛伊德的一桩病案中，小汉斯就并没有形

    成对自己父母的焦虑，而是形成了对于白马的焦虑。 23

    我的一个在其他

    方面十分敏感的病人，由于压抑了对她丈夫的敌意，而突然产生了一种

    与游泳池中水爬虫有关的焦虑。似乎任何东西，从微生物一直到大雷

    雨，都可以成为焦虑附着的对象。这种把焦虑从与之相关的人身上分离

    的倾向，其原因十分明显。如果这种焦虑事实上针对父母、丈夫、朋友

    或某个关系亲密的人，拥有这种敌意就会使人感到不符合对权威的尊

    重，对爱情忠贞，对朋友赞赏的现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

    就是根本否认敌意的存在。通过压抑自己的敌意，一个人就否认了他自

    己身上存在任何敌意；而通过把自己受压抑的敌意投射给雷雨，他也就

    否认了他人身上存在任何敌意。许多幸福婚姻的错觉，就建立在这种鸵

    鸟政策上。

    说敌意的压抑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焦虑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每当这种

    过程发生，焦虑就一定会显现出来。焦虑也可能借助于我们已经讨论过

    或将要讨论到的种种保护机制中的一种，而得以迅速地转移。置身在这

    一处境中的个人，也可能通过这样一些手段来保护自己，例如对睡眠和

    饮酒产生越来越多的需要。

    从压抑敌意的过程中，可以产生出各种各样不同形式的焦虑。为了

    更好地理解种种不同的结果，我将在下表中列举出种种不同的可能性。A.感到危险是来自自身内部的冲动。

    B.感到危险是来自外界。

    从压抑敌意产生的结果看，A组似乎是直接由压抑作用产生的，而

    B组则是由投射作用产生的。A组和B组都可以再进一步划分为两个亚

    组。

    (1)感到危险是指向自己的。

    (2)感到危险是指向他人的。

    这样我们就获得了四种主要的焦虑类型：

    A(1)感到危险是来自自身内部的冲动并且是直接指向自己的

    (在这种类型中，敌意会继发性地转而反对自己，对这一过程我们将在

    下面加以讨论)。

    例证：因自己禁不住想从高处往下跳而感到恐惧。

    A(2)感到危险是来自自身内部的冲动并且是直接指向他人的。

    例证：因控制不住要拿刀伤人而感到恐惧。

    B(1)感到危险是来自外部世界并且是针对自己的。

    例证：对雷雨的恐惧。

    B(2)感到危险是来自外界并且是针对他人的。在这种类型中，敌

    意被投射到外部世界，而敌意所针对的最初对象仍然存在。

    例证：过分担心自己子女的母亲，对种种威胁其子女的危险所产生

    的焦虑。不用说，这种分类的价值是有限的。在提供一种迅速的判断上，它

    或许有一些用处，但它却不能揭示一切可能的例外。譬如说，我们就不

    能据此推论，产生A型焦虑的人绝不会把他们受压抑的敌意投射出去；

    而只能据此推论，在这种特殊形式的焦虑中，投射作用暂时还不存在。

    敌意与焦虑之间的关系，并不限于敌意能够产生焦虑。这一过程也

    可以换一种方式发生：当焦虑基于一种受到威胁的感觉时，它也可以很

    容易地反过来以自卫的形式产生一种反应性敌意。在这方面，焦虑与恐

    惧并没有任何区别，因为恐惧也同样可以产生攻击性。反应性敌意如果

    受到压抑，也可以产生焦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圆圈。敌意与焦虑之间

    这种相互作用，其结果往往是一方激发和强化了另一方。于是我们就可

    以理解，为什么我们在神经症中会发现如此大量残酷无情的敌意。 24

    这

    种交互影响也从根本上说明了为什么严重的神经症，往往并没有任何明

    显的外界不良条件，而变得日趋恶化。焦虑与敌意究竟谁是最初的因

    素，这一点无关紧要；对神经症动力学说来，最重要的是明白焦虑与敌

    意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的。

    总的说来，我所提出的这种焦虑概念，基本上是根据精神分析的方

    法形成的。它要根据无意识力量、压抑作用、投射作用等诸如此类的原

    动力才能发生作用。但如果我们进一步深入到细节，我们就会发现，它

    在若干方面都不同于弗洛伊德采取的立场。

    弗洛伊德曾相继提出两种有关焦虑的观点。第一种，简而言之，是

    说焦虑由冲动的压抑产生。这仅仅涉及性的冲动，因而是一种纯粹生理

    学的解释，因为它根据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如果性能量受到阻碍不能得

    到发泄，它就会在体内产生一种生理紧张，并从而转变为焦虑。按照他

    的第二种观点，焦虑，或者他所谓神经症焦虑，是由对这样一些冲动的

    恐惧产生的，因为对这些冲动的发现和放纵会招致外来的危险。 25

    这第

    二种解释是生理学的解释，它不仅涉及性冲动，同时也涉及攻击冲动。但在对焦虑的这一解释中，弗洛伊德根本没有涉及冲动的压抑或不压

    抑，而仅仅涉及对这些冲动的恐惧，因为对这些冲动的放纵会导致外来

    的危险。

    我的焦虑概念根据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为了达到一个完整的理

    解，必须把弗洛伊德的两种观点有机地综合起来。因此我使第一种观点

    摆脱了它纯粹生理学的基础，而与第二种观点结合起来。这样，焦虑主

    要就并不是由于对冲动的恐惧而产生，而更多地是由对受到压抑的冲动

    的恐惧而产生。在我看来，弗洛伊德之所以未能很好地运用他的第一种

    思想，其原因就在于：尽管这一思想建立在心理学的精心观察上，他却

    给了它一个生理学的解释，而未能提出这样一个心理学问题——如果一

    个人压抑了一种冲动，在他的心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心理后果。

    我对弗洛伊德的第二点不同意见，在理论上并不重要，在实践中却

    十分重要。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即焦虑可以由任何一种冲动所导致，只要这些冲动的放纵会招致外来危险。性冲动当然属于这一类冲动，但

    只有在个人和社会在这些冲动上设置了严厉禁忌的情况下，才会使它们

    变成危险的冲动。 26

    根据这种观点，由性冲动导致的焦虑的发生率，就

    在极大的程度上，取决于现存文化对于性的态度。我并不认为性是焦虑

    的特殊来源，但我的确相信，在敌意中，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受到压抑的

    敌对冲动中，存在着这种产生焦虑的特殊来源。把我在这一章中表述的

    思想用简单实用的话总结一下就是：任何时候只要我发现焦虑或焦虑的

    迹象，我就会问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敏感点被伤害了，因此才产生了

    敌意？又是什么东西使对这种敌意的压抑成为必要？根据我的经验，朝

    着这些方向探索，往往会对焦虑获得更令人满意的理解。

    我与弗洛伊德的第三点分歧，是他假定焦虑仅仅发生在童年时代，开始于所谓的出生焦虑并继之以阉割恐惧，而后发生的焦虑都基于种种

    童年时代的幼稚反应。“毫无疑问，我们称之为神经症病人的人，在他们对待危险的态度上，始终停留在幼儿状态，还没有成熟到脱离已经过

    时的焦虑状态。” 27

    让我们分别考察一下包含在这一解释中的各个要素。弗洛伊德断

    言，在童年时代，我们特别容易产生焦虑的反应，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

    事实，它有充分的、容易理解的理由，因为儿童对于种种不利的影响，相对说来比较无能为力。事实上，在性格神经症中，我们总是发现，焦

    虑的形成开始于童年时代，或者，至少我所说的基本焦虑，其基础是在

    童年时代就已经埋下了。然而除此之外，弗洛伊德还相信，成年神经症

    病人身上的焦虑，仍与最初产生焦虑的那些条件相关联。这就意味着，譬如说，一个成年男子也仍然会像小男孩那样为阉割恐惧所苦恼，尽管

    形式略有不同。毫无疑问，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些罕见的病例，在这些病

    例中，幼年的焦虑反应可能会伴随适当的条件，以未加改变的形式，重

    新出现在后来的生活中 28。但一般而言，我们所发现的，却并非重演，而是发展。在有些病例中，分析可以使我们对神经症的形成，获得相当

    完整的理解；我们可以发现，从早期的焦虑到成年的怪癖，有一条没有

    间断的反应链。因此，与其他因素一起，焦虑中也可以包含存在于童年

    时代的特殊冲突，但作为一个整体，焦虑却并不是一种幼稚的反应。如

    果把焦虑视为一种幼稚的反应，我们就会混淆两种完全不同的事情，即

    把任何发生在童年时代的态度，都错误地当作一种幼稚的态度。如果我

    们有正当的理由把焦虑说成是一种幼稚的反应，那么，我们至少也有同

    样正当的理由，把它说成是儿童身上早熟的成人态度。第五章 神经症的基本结构

    焦虑可以从实际的冲突情境中，得到完整的解释和说明。但如果我

    们在性格神经症中，发现了一种产生焦虑的情境，我们就必须考虑事先

    存在的焦虑，以便说明为什么恰恰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敌意会产生出来

    并受到压抑。于是我们就会发现，这种事先存在的焦虑，反过来又是在

    此之前即已存在的敌意的结果，如此循环往复，无休无止。而为了理解

    整个发展过程最初是如何开始的，我们就不得不追溯到童年时代。 29

    我很少讨论童年时代的经验问题，这里不过是少数几次例外之一。

    与精神分析文献通常的情形相比，我在这本书中很少讨论童年时代的经

    历，其原因并不是我认为童年时代的经验不像其他精神分析作家想象的

    那么重要，而是因为在这本书中，我所要讨论的乃是神经症人格的实际

    结构，而不是导致神经症的个人经验。

    在考察了许多神经症病人的童年史之后，我发现，他们的一个共同

    之处，就是都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这种环境以不同的比例，显示出下

    面这样一些特征：

    基本品质的邪恶完全是由于缺乏真正的温暖和爱。儿童可以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忍受一般所谓的创伤，例如突然的断奶、偶尔的打骂、性的

    体验等，只要他在内心深处感到自己被人爱，被人需要。不用说，儿童

    完全能够敏锐地感觉出这种爱是否真诚，他绝不会被任何虚伪的表示所

    欺骗。儿童不能得到足够温暖和爱，其主要原因乃是由于父母患有神经

    症而不能够给子女以温暖和爱。根据我的经验，更常见的情形是：这种

    爱的缺乏往往被掩盖了，父母们往往宣称他们一心想的都是孩子们的利

    益。教育学理论告诉我们：一位“理想”母亲的过分溺爱和自我牺牲的态度，乃是造成这样一种环境气氛的主要因素；这种环境气氛比任何东西

    都更能够在儿童心中埋下未来巨大不安全感的种子。

    何况，我们发现，父母们的许多行动或态度，只能在子女心中唤起

    敌意。例如：对某些子女的偏爱，不公平的责骂；时而过分溺爱，时而

    拒人于千里之外；喜怒无常的情绪变化，没有兑现的许诺，等等。在对

    待子女各种最迫切愿望的态度上，从暂时不予考虑到不断加以干涉。例

    如：干涉子女与他人的友谊；嘲笑他们的独立思考；破坏他们自己的兴

    趣爱好，不管这些兴趣爱好是艺术上的、体育上的，还是机械上的。总

    之，父母的这些态度，即便不是有意，在效果上也仍然会摧毁孩子们的

    意志。

    精神分析的文献在讨论产生儿童敌对心理的种种因素时，其主要着

    重点往往放在对儿童愿望受挫折(特别是性领域中愿望挫折)和对儿童

    嫉妒心理的强调上。很可能，儿童的敌对心理部分来源于我们文化对一

    般的快乐，特别是对儿童性欲的严厉态度，不管后者实际上涉及性的好

    奇、手淫，还是涉及与其他孩子的性游戏。但是可以肯定，挫折并不是

    反叛性敌对心理的唯一来源。仔细地观察会不容我们怀疑地表明：儿童

    也像成人一样，可以在极大的程度上接受挫折和剥夺，只要他们认为这

    种剥夺是正当的、公平的、必要的和有目的的。例如，只要父母并不加

    以过分不适当的强调，不用一种狡黠的或残酷的手段来强制孩子，孩子

    是不会反对对他们进行爱清洁讲卫生教育的。同样，孩子们也并不反对

    对他们进行偶尔的惩罚，只要他总的说来能够确信自己是被爱着的，只

    要他觉得这种惩罚是公正的，并不是有意要伤害他或侮辱他。挫折究竟

    会不会激发敌意，这个问题是很难判断的，因为在给孩子造成许多挫折

    的同一环境中，通常还存在其他许多足以诱发敌意的因素。事实上，重

    要的并不是挫折本身。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是因为过分强调挫折的危险，已经使许多父母抱着这样一种观念，并且比弗洛伊德本人走得更远，他们根本不敢对

    子女有任何干涉，深恐子女会因此而受到伤害。

    显然，无论在儿童还是成人身上，嫉妒都可以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仇

    恨的来源。我们并不怀疑：兄弟姐妹之间的嫉妒，以及父母中某一方的

    嫉妒，会在神经质的儿童身上产生很大的作用，这种态度可能会给往后

    的生活带来持久的影响。 30

    但我们仍然要提出例如这样的问题：是什么

    样的环境条件产生了这种嫉妒心理？我们在兄弟竞争中，在俄狄浦斯情

    结中观察到的这些嫉妒反应，是否注定要发生在每一个儿童身上，抑或

    它们只是由某些特定的环境条件所激发？

    弗洛伊德有关俄狄浦斯情结的观察，建立在神经症病人身上。从这

    些病人身上他发现：与父亲或母亲有关的强烈嫉妒反应是极具破坏性

    的，因而足以引起恐惧，并且很可能对性格形成和个人关系产生持久的

    干扰和影响。由于不断地从我们时代的神经症病人身上观察到这一现

    象，他便假定这一现象具有普遍性。他不仅把俄狄浦斯情结设想为神经

    症的症结所在，而且还企图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其他文化中的情结

    现象。 31

    但这种概括性结论是值得怀疑的。在我们的文化中，某些嫉妒

    心理的确很容易出现在兄弟姊妹之间以及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中，就像

    它们也可以很容易地发生在任何密切地生活在一起的团体中一样。然而

    并没有证据表明：破坏性的和持续性的嫉妒心理——当说到俄狄浦斯情

    结或兄弟之间竞争时，我们所想到的正是这些——在我们的文化中真的

    如弗洛伊德设想的那样普遍，更不用说在其他文化中了。这些嫉妒心理

    总的说来固然是属于人类反应，但却只能经由儿童在其中成长的文化氛

    围，才人为地产生出来。

    究竟哪一种因素应该对嫉妒的产生负主要责任，这一点我们在后面

    就会明白，那时候我们将讨论病态嫉妒的一般内涵。这里，只要提一下

    缺乏温暖和鼓励竞争会导致这一结果，就已经足够了。除此之外，还应该指出的是：制造出这种环境气氛的患有神经症的父母，通常都极不满

    意自己的生活；而由于缺乏令人满意的情感关系和性关系，他们通常都

    很容易把子女作为爱的对象。他们把自己对爱的需要释放到子女身上。

    这种爱的表达并不一定带有性色彩，但不管怎样，它具有高度的情感内

    涵。我很怀疑，在子女与父母关系之间潜在的性欲，会强大得足以引起

    一种潜在的心理紊乱。不管怎样，我所知道的任何病例，都是患神经症

    的父母通过恐吓和温柔，迫使子女沉浸到一种热烈的依恋之中，从而带

    上了弗洛伊德所说的占有欲和嫉妒心等全部情感内涵。 32

    我们通常相信：对家庭或家庭中某一成员的敌对态度，对儿童的发

    育成长是不幸的。当然，如果子女不得不反抗患神经症的父母的种种行

    动，这的确是不幸的；但如果这种反对本身有充分的理由，那么对儿童

    性格形成的危险，主要就并不是来自感受或表示了一种抗议，而更多地

    是来自对这种抗议的压抑。从对批评、抗议甚至谴责的压抑中可以产生

    出许多危险，其中一种危险就是：儿童很可能把所有的谴责都加在自己

    身上，并因而感到自己不配被爱。我们将在后面讨论这种情形的种种内

    涵。总而言之，我们在这里所涉及的危险是：受到压抑的敌意可能产生

    焦虑，并由此而开始我们已经讨论过的那种发展过程。

    为什么在这种环境气氛中成长的孩子会压抑自己的敌对心理呢？原

    因有很多。这些原因以不同的程度，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发挥其作用。

    它们是：无能为力的感觉、恐惧、爱和犯罪感，等等。

    儿童的无能为力感往往仅仅被认为是一种生物学事实。尽管儿童事

    实上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必须依赖其周围环境，以满足自己的种种需要

    ——因为与成年人相比，他体质不够强壮，经验也不丰富——但这个问

    题的生物学方面仍然被强调得过了头。在2-3岁以后，儿童的依赖性会

    发生一种决定性的变化：从占压倒优势的生物性依赖，转变为包括心

    理、智力、精神生活在内的依赖。这一过程将持续到儿童成熟至青春期，能够独立生活时为止。尽管在这一过程中，儿童继续依赖其父母的

    程度，在不同的人身上还存在很大的差异，但这一切都取决于父母在教

    育其子女的过程中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取决于父母是倾向使子女强壮、勇敢、自立、能够应付各种处境，还是倾向于保护孩子，使他顺从、听

    话，使他对实际生活完全无知(或者简而言之，使他直到二十岁乃至更

    晚，都始终停留在幼稚天真的状态)。在这种不良环境条件下成长的儿

    童，他们那种孤立无援、无能为力的感觉通常都由于恐吓，由于溺爱，由于始终使之处于感情上的依赖状态而被人为地强化了。孩子越是被搞

    得无能为力，也就越是不敢感觉到和不敢表现出任何反抗，因而这种反

    抗心理也就会迁延得越久。在这种情形下，儿童心中潜在的感情，或者

    不妨说儿童心中信奉的格言就是：因为我需要你，所以我必须压抑我对

    你的敌意。

    恐惧可以由威胁、禁令、惩罚，由孩子亲眼看见的大发雷霆等狂暴

    场面直接产生，也可以由间接的恐吓产生，例如让孩子对生活中的种种

    危险——病菌、大街上的车辆、陌生人、野孩子、爬树的危险等留下深

    刻的印象。孩子越是被弄得忧心忡忡，也就越是不敢表现出甚至不敢感

    觉到任何敌意。这时候孩子心中信奉的格言是：因为我怕你，所以我必

    须压抑我对你的敌意。

    爱可以成为压抑敌意的另一个原因。当父母缺乏对子女的真诚的爱

    时，他们往往会在口头上加倍强调他们是如何爱自己的孩子，如何愿意

    为孩子呕尽心血。一个处在这种环境中的孩子，特别是那些在另一方面

    又不断受到恐吓的孩子，可能紧紧抓住这种爱的代用品不放，不敢有任

    何反抗心理，唯恐会因此而失去做乖孩子所得到的奖赏。在这种情形

    下，孩子心中所信奉的格言是：我必须压抑自己的敌意，否则我就会失

    去爱。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造成孩子压抑自己对父母敌意的种种处境，这是因为他担心，任何敌意的表示都可能破坏他与父母的关系。他

    受这种恐惧心的驱使，深恐这些力大无比的巨人会抛弃他，会收回他们

    的仁慈甚至转而反对他。除此之外，在我们的文化中，孩子们还往往被

    教育得因为自己的任何敌对感，因为自己的任何反抗表现而感到内疚和

    罪孽。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被教育成这样：如果他表示或者感觉到对父

    母的反感，如果他破坏了父母建立的法规，他就会在自己眼中变得一钱

    不值，变得下流可耻。产生犯罪感的这两种原因是紧密地相互关联的。

    孩子越是被教育得因为越过禁区而感到罪孽深重，他也就越不敢对父母

    有任何怨恨或责难。

    在我们的文化中，性领域就是这样一个禁区，在这个领域中往往最

    频繁地激发出犯罪感。不管这方面的种种禁令是通过可以感觉到的沉默

    表现出来，还是通过公开的威胁和惩罚表现出来，孩子们都会不断地感

    觉到：不仅性的好奇心和性的活动是受到禁止的，而且，如果他沉浸在

    这种好奇心和性的活动中，他就是一个肮脏下贱的孩子。如果孩子心中

    有任何涉及父亲或母亲的性幻想和性愿望，那么，尽管它们由于一般的

    性禁忌态度而未能公开表现出来，也仍然可能使孩子感到罪孽深重。在

    这种情形下，孩子心中信奉的格言就是：我必须压抑敌意，因为如果我

    感到自己有敌对心理，我就是个坏孩子。

    以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上面提到的所有这些因素都可以使孩子压

    抑他的敌意并最终导致焦虑。

    但是，难道任何一种幼年焦虑，最终都必然会导致一种神经症吗？

    我们目前的认识尚未进步到足以恰当地回答这一问题。我个人的看法

    是：对于神经症的形成，幼年焦虑是一种必要因素，但并不是其充分的

    原因。有利的环境，例如及早地改变不利的周围环境或者通过各种形式

    抵消不利因素的影响，似乎都可能防止形成某种特定的神经症。但正像

    事实上往往发生的那样，如果生活环境并不减少焦虑，那么，这种焦虑不仅会持续下去，而且正如我们后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它还注定要不断

    地增加，从而推动所有的那些足以构成神经症的内在过程。

    在所有那些可能影响幼年焦虑进一步发展的因素中，有一种是我要

    特别加以考虑的。敌意与焦虑的反应，究竟是被局限在迫使儿童产生敌

    意与焦虑的周围环境中呢，还是会发展为一种针对所有他人的敌意与焦

    虑？这两者之间是大有区别的。

    例如，一个孩子如果十分幸运地有一位慈爱的祖母，有一位善于理

    解孩子的教师，有一些好朋友，那么他和他们在一起时的经验，就可以

    避免使他感到一切人都是对他没安好心的坏人。但如果他在家庭中的处

    境越困难，那么他就越容易不仅形成针对父母和其他兄弟姊妹的仇恨心

    理，而且形成对一切人的不信任感和怀恨态度。一个孩子越是与他人隔

    绝，不能丰富和拓展自己的经验，就也就越是容易往这方面发展。最

    后，一个孩子越是掩盖他对自己家庭的嫉恨，例如通过顺从父母的态度

    来掩盖，他也就越是会把他的焦虑投射给外部世界，并因此而认为整个

    世界都是充满危险与恐怖的。

    对于外界的这种一般性焦虑，还可能逐渐地发展和增长。一个在上

    述环境气氛中长大的孩子，在与其他孩子的接触过程中，不敢像他们一

    样好斗和富于进取心。他会失去被人需要这种最幸福的自信心，甚至会

    把一个无害的玩笑也当作残酷的排斥、打击。他比其他孩子更容易受到

    伤害和屈辱，更不能够保护自己。

    由我上面提到的这些因素所导致的状况，或者由类似的种种因素所

    形成的状况，是一种在内心中不断增长的、到处蔓延渗透的孤独感，以

    及置身于一个敌对世界中的无能为力的绝望感。对个人环境因素所作出

    的这种尖锐的个人反应，会凝固、具体化为一种性格态度。这种性格态

    度本身并不构成神经症，但它却是一块合适的肥沃土壤，从这块土壤中

    任何时候都可能生长出一种特定的神经症来。由于这种态度在神经症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所以我给了它一个特别的名称：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它与基本敌意(basic hostility)是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

    的。

    在精神分析的过程中，通过对焦虑的所有不同个人形式的研究，我

    们渐渐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基本焦虑隐藏在所有与他人关系

    的下面，构成了这些关系的基础。个人的种种焦虑可能由实际的原因所

    激发，而基本焦虑即使在实际处境中没有任何特殊刺激的情况下，也仍

    然存在。如果拿神经症的整个情形与一个国家政治上的动乱状态相比

    较，基本焦虑与基本敌意就类似于对政治体制的潜在不满与抗议。在这

    两种情况下，可能完全看不出任何表面现象，也可能出现形式纷繁的表

    面现象。在一个国家中，这些现象可能表现为骚乱、罢工、集会、游行

    示威；同样，在心理领域中，焦虑的形式也可以表现为各种各样的症

    状。不管特殊的激发媒介是什么，焦虑的所有这些外在表现，都是从一

    个共同的背景中发源出来的。

    在单纯的情境神经症(situation neuroses)中，基本焦虑是不存在

    的。情境神经症是个体对实际冲突性情境所作出的神经症反应，而这些

    个体的个人关系并未受到扰乱。下面这个例子，也许有助于说明在心理

    治疗实践中经常发生的这些病例。

    一位四十五岁的妇女诉说自己夜里常有心悸和焦虑，并伴随有大量

    盗汗。在她身上没有发现任何器质性病变，而且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她是

    一个健康人。她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心肠极好、性情直爽的女人。二十年

    前，主要由于环境而不是由于她本人的缘故，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二十

    五岁的男人。她和他一直生活得很快乐，性事上也很满意，并且有三个

    发育得很好的孩子。她一直十分勤劳并长于料理家务。最近五六年来，她的丈夫渐渐变得有些古怪，并且性能力上有些不济，但她忍受了这一

    切而没有任何神经症反应。烦恼始于七个月以前，那时候一个和她年龄相当的、可以托付终身的可爱男子开始对她表示殷勤。其结果是：她开

    始对她年老的丈夫产生反感，但由于她整个心理与社会背景的缘故，由

    于她自己那种基本上十分美满的婚姻关系的缘故，她把这种怨恨的感情

    完全压抑了。经过很少几次交谈和帮助，她已经完全能够正确地面对这

    种冲突性情境，并从此消除了焦虑。

    为了更好地理解基本焦虑的重要性，最好的办法就是拿性格神经症

    病例中的个人反应，同上面所说的那种单纯的情境神经症进行比较。情

    境神经症出现在健康人身上，这些人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而不能自觉对

    付一种冲突性情境。也就是说，他们不能正视这种冲突的存在和这种冲

    突的性质，因此也就不能做出一种明确的决定。这两种不同类型神经症

    的一个明显区别是：情境神经症往往容易取得极大的治疗效果。在性格

    神经症的病例中，治疗往往不得不在极大的困难下进行，并因而会经历

    漫长的时间，有时候甚至会漫长得病人等不到治愈；然而情境神经症却

    比较容易治愈。为理解情境神经症所进行的讨论，往往不仅是对症状的

    治疗，同时也是对病因的治疗；而在性格神经症的病例中，对病因的治

    疗则是借改变环境而消除困扰。 33

    因此，在情境神经症中我们得到的是这样一种印象，即在冲突情境

    与神经症反应之间，存在着恰当的关系；而在性格神经症中，这种关系

    却似乎并不存在。由于既存的基本焦虑，在性格神经症中，最轻微的诱

    发因素也可能引起最强烈的反应，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将要详细地讨论。

    尽管焦虑的外显形式，以及为对抗焦虑而采取的防御性措施，其变

    化范围是无限宽广的，在不同个体身上也是迥然不同的，但基本焦虑不

    论在什么地方都或多或少是同样的，仅仅在程度上有所变化。我们或许

    可以粗略地把它描述了一种自觉渺小、无足轻重、无能为力、被抛弃、受威胁的感觉，一种仿佛置身在一个一心要对自己进行谩骂、欺骗、攻

    击、侮辱、背叛、嫉恨的世界中的感觉。我的一个病人，在她自动画出的一幅画中，就表现了这样一种感觉。在这幅画中，她自己是一个又瘦

    又小、无依无靠、赤身裸体的婴儿。她坐在画面的中央，周围是各式各

    样张牙舞爪的妖魔鬼怪、人和动物，正威胁着要攻击她。

    在各种精神变态中，我们往往发现：病人对这种焦虑的存在，有一

    种高度的自觉。在患妄想狂的病人身上，这种焦虑被限制在一个或几个

    特定的人身上；而在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身上，则往往对周围世界中潜

    在的敌意，有着过分敏感的意识，甚至敏感得往往把向他们表示的善

    意，也视为包藏着潜在的敌意。

    然而在神经症中，病人对这种基本焦虑或基本敌意的存在，却极少

    有自觉的意识；至少，病人并没有意识到它对于整个人生的分量和意

    义。我的一位病人曾在梦中看见自己是一只小老鼠，由于害怕被人踩着

    而不得不成天躲在洞中——这正是对她实际生活的真实写照。然而她却

    丝毫也没有想到事实上她害怕一切人，甚至告诉我说她不知道什么叫焦

    虑。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的基本敌意，可以借一种肤浅的信念来掩饰，即

    相信人通常都是十分可爱的；也可以和一种与他人表面敷衍、友好相处

    的态度同时存在。一种蔑视一切人的基本敌意，也可以借随时称赞别人

    而加以伪装。

    尽管基本焦虑涉及的对象是人，但它却可以完全失去其人格特征，转变为一种受到雷雨、政治事件、病菌、灾祸和变质食品威胁的感觉，或者转变为一种自觉命中注定、在劫难逃的感觉。对一个训练有素的观

    察者说来，发现这些态度的潜在基础并不难；但对于神经症病人来说，却往往需要我们进行大量深入细致的精神分析工作，才能使他自己认识

    到：他的焦虑实际针对的并不是细菌，而是人；他对他人的恼怒也并不

    是，或者并不仅仅是对某些实际情况所作出的正确而恰当的反应，而是

    因为他已渐渐变得在骨子里仇恨和不信任他人。

    在继续描述神经症病人基本焦虑的种种内涵之前，我们必须讨论一个很可能早已在许多读者心中产生了的疑问：这种针对他人的基本焦虑

    和基本敌意，被你说成是神经症的基本构成因素，然而，它难道不是一

    种正常的态度？难道它不是秘密地——或许程度较轻地——存在于我们

    每一个人心中吗？要讨论这一问题，就必须区分两种观点。

    如果“正常”一词意味着一种普遍的人类态度，我们可以说，在基本

    焦虑与德国哲学、德国宗教中所说的“生之苦恼”(Angst der Kreatur)之

    间，的确存在着一种正常的必然联系。这句话所要表达的是：在一种比

    我们更强大的力量面前，例如在死亡、疾病、衰老、自然灾害、政治事

    件、偶然事故面前，我们大家事实上是无能为力的。我们第一次认识到

    这一点是在童年时代的无能为力中，然而这一认识却一直伴随我们的整

    个一生。与基本焦虑一样，这种“生之苦恼”在面对更大的力量时，也感

    觉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但并不认为这些力量中包含着敌意。

    但如果“正常”一词意味着对我们的文化来说是正常的，则我们可以

    进一步说：在我们的文化中，只要一个人的生活缺乏足够的保障，则经

    验一般总是使人在成熟的时候，变得更对他人有所保留，更善于提防他

    人，更懂得事实上人们的所作所为往往并不是正道直行的，而是受懦弱

    和随机应变支配的。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他会把他自己也包括在

    内；如果他不诚实，他会在他人身上更清楚地发现这些问题。简而言

    之，他会形成一种与基本焦虑十分相似的态度。然而，仍然存在着这样

    一些区别：健康的成熟的人不会对这些人类缺陷感到无能为力，在他身

    上也不存在基本的神经症态度中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倾向。他仍然能够

    对某些人给予真诚的友谊和信任。也许，这种区别应该由这样的事实来

    解释：健康人遭遇其过量的不幸经验，是在他能够整合这些不幸经验的

    年岁；而神经症病人却是在他不能掌握和驾驭这些不幸经验的年岁，由

    于他对此完全无能为力，因而便产生了焦虑的反应。

    基本焦虑在人对自己和他人的态度中，有其特定的内涵，它意味着情感的隔离和孤独。如果同时伴随着自我的内在软弱感，则这种情感上

    的孤独会更令人难以忍受。它意味着自信心的基础十分脆弱。它播下了

    潜在的内心冲突的种子，因为这时候，一方面他希望依赖他人，另一方

    面，由于对他人深深的不信任和敌意，他又不可能依赖他人。它意味着

    由于内在的软弱感，他有一种把所有责任都放在他人肩上的愿望，有一

    种被保护受照顾的愿望，但由于基本敌意的缘故，他太不信任他人，以

    致无法实现这一愿望。因此，不可避免的结局就是：他不得不把绝大部

    分精力，都花费在寻求安全保障上。

    焦虑越是难以忍受，保护手段就越是需要十分彻底。在我们的文化

    中，有四种主要的方式，借助这些方式，人企图保护自己以对抗基本焦

    虑。这四种方式是：爱、顺从、权力和退缩。

    首先，获得任何形式的爱，都可以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来对抗焦

    虑。其基本想法是：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伤害我。

    其次，顺从还可以根据其是否涉及特定的个人或制度，再粗略地作

    进一步划分。例如，在对标准化了的传统观念的顺从中，在对某些宗教

    仪式或对某些特权人物的顺从中，就存在着这样一种特定的顺从焦点。

    这时候，服从这些法规，遵守这些要求乃是一切行为的决定性动机。这

    种态度可能采取不得不“听命”的形式，尽管“听命”的内容要随所遵守的

    要求和法规的不同而不同。

    如果这种遵命的态度并不附着于任何制度或个人，它就会采取更为

    一般化的形式，表现为顺从一切人的潜在愿望，避免一切可能招致的敌

    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可能压抑他自己的一切需要，压抑他对别人

    的批评，宁愿遭别人辱骂而不还击，并且随时准备不分好坏地帮助一切

    人。偶尔，人也会意识到他这些行为下面隐藏着的焦虑，但大多数时候

    他们都完全意识不到这一事实，而且还坚定地相信：他们这样做是出于

    一种大公无私或自我牺牲的理想，这种理想是如此远大，以致他们完全放弃了自己个人的愿望。不管顺从采取特定的还是一般的形式，其基本

    想法乃是：如果我放弃自己，我就不会受到伤害。

    这种顺从态度同样也可以服务于借爱获得安全的目的。如果爱对一

    个人是如此重要，以致他的全部生活安全感都建立在爱上，那么，他是

    愿意为此付出任何代价的；而这一点原则上即意味着顺从他人的愿望。

    但由于人往往无法相信任何爱，因此他的顺从态度就不是旨在赢得爱，而是旨在赢得保护。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只有通过彻底的顺从，才能获

    得安全感。在他们心中，焦虑是如此巨大，对爱的不信任是如此彻底，以致爱的可能性完全被拒之于门外。

    第三种企图获得保护以对抗基本焦虑的方式是通过权力，即凭借获

    得实际的权力、成就、占有、崇拜和智力上的优越来赢得安全感。在这

    种获得保护的企图中，其基本想法是：如果我拥有权力，就没有人能够

    伤害我。

    第四种保护手段是退缩。上面所说的三种保护措施都有一个共同

    点，即愿意与世界角逐，愿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与之周旋。但这种自

    我保护也同样可以表现为从生活世界中退缩出来。这并不是说遁入沙漠

    或深居简出，彻底退隐；而是指脱离他人，不让他们对自己的外部需要

    或内部需要发生影响。从外部需要中获得独立可以通过诸如占有财富的

    方式。这种占有动机完全不同于为获得权力或影响而占有的动机，而对

    这种占有的使用方式也完全不同。只要这种占有和囤积是为了从他人获

    得独立，则在这种占有物的享受上，通常都有很多焦虑。对这些占有物

    的使用态度是极其吝啬的，因为它们的唯一目的，是用来预防万一出现

    的天灾人祸。从他人获得外在独立的另一种方式，是把一个人的需要缩

    减到最小限度。

    从内部需要中获得独立的方式，可以表现为诸如企图使自己与他人

    脱离感情上的联系，以便从此以后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伤害他或使他感到失望。它意味着窒息一个人的感情需要。其表现方式之一就是对任何事

    情都满不在乎，即使对自己也是如此。这种态度往往见之于知识界。对

    自己满不在乎并不意味着认为自己无足轻重。事实上，这两种态度可能

    是相互矛盾的。

    退缩的策略与顺从或遵命的策略有着共同之处，两者都是对自己愿

    望的放弃。但在顺从遵命的类型中，放弃自己的愿望是为了有助于“听

    命”或顺从他人的愿望，以便能获得安全感；而在退缩的类型中，“听

    命”的想法根本就不存在，放弃自己愿望的目的，乃是为了获得对他人

    的独立。其基本想法是：如果我向后退缩，就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伤害

    我。

    为了正确评价神经症病人用来保护自己以对抗基本焦虑的这些手段

    的作用，我们有必要考虑它们的内在强度。它们并不是受希望满足其快

    乐欲望的本能所推动，而是被一种希望获得安全的需要所推动。然而这

    并不意味着它们因此就无论如何也不如本能驱力那样强大，那样不可抗

    拒。经验表明：追求某种野心的影响，可能与性本能的影响同样强大，甚至比性本能的影响更强大。

    只要生活允许这样做而不招致任何内心冲突，则单独地、片面地采

    取这四种策略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成功地给人带来他所需要的安全保

    障。但这种片面的追求，往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即导致整个人格的萎

    缩。例如，在一个要求妇女服从家庭或丈夫，遵守传统规范的文化结构

    中，一个采取顺从方式的女人，完全可能得到安宁和许多次要的满足。

    再例如，一个一心只想攫取权力和财富的君王，其结果也完全可能是获

    得最大的安全感和事业上的成功。然而事实上，对一个目标的直线追

    求，却往往并不能成功地实现其目的，因为它所提出的要求是如此过

    分，如此欠缺考虑，所以它们往往与周围环境发生冲突。更常见的是：

    人们往往并非仅仅通过一种方式，而是同时通过几种互不相容的方式，来从一种巨大的潜在焦虑中获得安全感。因此，神经症病人就可能同时

    被自己内心种种强迫性需要所推动，一方面希望统治一切人，另一方面

    又希望被一切人爱；一方面顺从他人，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

    他们身上；一方面疏远他人，另一方面又渴望得到他们的爱。正是这些

    完全不能解决的冲突构成了神经症最常见的动力核心。

    最经常发生冲突的两种企图，乃是对爱的追求和对权力的追求，因

    此，在以下的篇章中我将详细地对它们加以讨论。

    我对神经症结构所做的这一描述，与弗洛伊德关于神经症本质上是

    本能驱力和社会要求(或社会要求在“超我”中的体现)相互冲突的结果

    这一理论，原则上并不矛盾。然而，尽管我一方面同意个人愿望和社会

    压抑之间的冲突，对每一种神经症都是一种必要条件；但另一方面，我

    却并不认为它是一种充足条件。个人愿望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冲突并不必

    然导致神经症，而同样也可能导致事实上的人生限制，导致对种种欲望

    的单纯压制或压抑；用更普通的话来说，即导致事实上的痛苦。只有当

    这种冲突产生了焦虑，当企图减轻焦虑的努力反过来又导致种种尽管同

    样不可抗拒，然而却彼此互不相容的防御倾向时，神经症才会产生。第六章 对爱的病态需要

    毫无疑问，在我们的文化中，这四种保护自己以对抗焦虑的方式，在许多人的生活中都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有些人最主要的追求，就是

    得到爱或得到承认；为了满足这一愿望，他们不惜全力以赴。有些人做

    一切事情的特点，就是倾向于服从、屈服，不采取任何自我肯定的步

    骤。有些人的全部追求就是希望获得成功、获得权力或获得财富，而有

    些人则倾向于把自己对他人封闭起来，在他人之外获得独立。然而，人

    们就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即我认为这些追求和努力体现了一种对抗基

    本焦虑的保护作用，这种提法究竟是否正确？难道它们不正是特定的人

    在正常范围内可能有的本能表现吗？问题的这一提法，错就错在它采取

    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形式。实际上，这两种观点既不互相矛盾也不相互排

    斥。爱的愿望、顺从的倾向、对影响和成功的追求，以及退缩的心理，完全可以以种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体现在我们所有人身上，而没有任何神

    经症的征象。

    更何况，这些倾向中的这种或那种，在某一特定的文化中，还可能

    是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态度或倾向。这一事实会再一次表明：这些倾向完

    全可能是人类的正常潜能。关怀的倾向，体现母爱的倾向，以及顺从他

    人愿望的倾向，正如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所说的那样，在

    阿拉佩希文化(Arapesh culture)中乃是占统治地位的倾向；而以一种

    相当残酷的方式拼命地追求特权和威望的倾向，正如露丝·本尼迪克特

    (Ruth Benedict)所指出的那样，在夸基乌特尔人(Kwakiutl)中乃是

    一种得到认可的行为模式；至于出世或退缩的倾向，在佛教中乃是一种

    主要的心理趋势。

    我提出这一概念的目的并不是要否认这些内在趋势的正常特性，而是为了指出，所有这些内在趋势，都可以被用来为对抗焦虑获得完全保

    障服务。更何况，在获得这种保护作用的同时，它们已经改变了它们的

    性质，变成了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可以借用一个比喻来把这种区别

    解释清楚。我们可以为了检验我们的体力和技巧，为了从高处鸟瞰风景

    的缘故而去爬一棵树，也可以由于有一头野兽在后面紧紧追赶的缘故而

    去爬一棵树。在这两种情形下我们都是在爬树，但爬树的动机却完全不

    同。在第一种情形下，我们爬树是为了娱乐；而在第二种情形下，我们

    则是受恐惧的驱使，出于安全的需要而不得不这样做。在第一种情形

    下，我们要不要爬树完全是我们的自由；而在第二种情形下，我们却因

    为一种紧急需要而必须这样做。在第一种情形下，我们可以寻找一棵最

    适合我们意图的树。而在第二种情形下，我们却没有选择的余地，必须

    立刻就近爬上树去；而且，它甚至可以不必是一棵树，而是一根旗杆或

    一幢房屋，只要它能够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动机和驱力的不同还会造成感觉和行为的不同。如果我们是被任何

    一种直接的、希望获得满足的愿望所驱使，我们的态度中会包含一种自

    发性与选择性；但如果我们是受焦虑的驱使，则我们的感觉和行动都带

    有强迫性，并具有不择对象的特征。当然，存在着许多过渡阶段。在一

    些本能性驱力中，例如在饥饿和性欲中，由于在极大的程度上要受来源

    于匮乏的生理紧张的制约，所以这种生理紧张有可能达到这样一种地

    步，以致获得满足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强迫性和不择对象的特点；

    而这在正常情况下本来应该是受焦虑制约的驱力的特征。

    何况，在得到满足中也有区别——用一般的话来说，即获得快乐与

    获得安全感的区别。 34

    然而这种区别却并不如初看起来那么鲜明。本能

    驱力(如饥饿或性欲)所获得的满足本应是快乐，但如果生理紧张一直

    受到压抑，获得的满足就会非常近似于从焦虑的缓和中获得的满足。在

    这两种情况下，都有一种从难以忍受的紧张中获得的松释。此外，在强

    度上，快乐与安全感也完全可能是同样强烈的。性的满足，尽管种类不同，却完全可以与一个人突然从紧张的焦虑中松释出来的感受同样强

    烈。一般说来，对安全感的追求，不仅可以与本能驱力同样强烈，而且

    可以产生同样强烈的满足。

    正如我们在前一章中讨论过的那样，对安全感的追求，同样也包含

    着其他次要的满足。例如，除安全感的获得之外，被人爱或被人赞赏的

    感觉，取得成功或具有影响的感觉，也完全可以同时获得极大的满足。

    何况，正像我们很快就要看见的那样，获得安全感的各种不同渠道，可

    以使郁积起来的敌意得到发泄，从而提供了另一种解除紧张的感觉。

    我们已经知道，焦虑可以成为某些驱力背后的动力；而且我们已经

    大致考察了由此而产生的几种最重要的驱力。现在我们将要进一步更详

    细地讨论其中两种驱力。这两种驱力在神经症中事实上发挥着最大的作

    用，这就是：对爱的渴望和对权力与控制的渴望。

    对爱的渴望在神经症病人身上是如此常见，如此容易被受过训练的

    观察者发现，以致它可以被看作是标志焦虑存在和表示其大致强度的最

    可靠的指征。事实上，如果我们面对一个总是威胁我们，对我们怀有敌

    意的世界，而从根本上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为力，那么，对爱的追求就显

    然是寻求任何形式的仁爱、援助或赞赏的最直接、最合乎逻辑的方式。

    如果神经症病人的心理状况正如他心目中经常想象的那样，那么，他要得到爱就应该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如果要我大致地说出神经症

    病人心中的感觉和印象，那就有些类似下面这样的情况：我所需要的是

    如此微乎其微，不过是希望他人应该对我友好，应该给我以善意的建

    议，应该同情和理解我这样一个可怜的、无害的、孤寂的灵魂；我只是

    急切地希望给他人以快乐，并不急切地希望伤害任何人的感情。这就是

    他心目中所想象所感觉的一切。他并没有意识到他的敏感、他的潜在的

    敌意、他的苛刻的要求是如何严重地干扰了他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他也

    不可能正确地判断他给别人留下的印象，以及别人对他做出的反应。因此，他自然感到茫然不解：为什么他的友谊、婚姻、爱情、工作、事业

    都经常不令人满意。他往往把这一切归结于他人的错误，认为是他们不

    体谅、不忠贞、不道德的缘故，或者就是某些深不可测的原因使他不具

    备受大众欢迎的天赋。因此他始终不断地追逐爱的幻象。

    如果读者还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焦虑如何由受压抑的敌意所导致并

    反过来导致敌意，换句话说，焦虑和敌意是如何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

    起，那他就不难发现神经症病人思维方式中的这种自我欺骗，以及其所

    以招致失败的原因。神经症病人毫不自知地处在一种既无力去爱，又极

    其需要得到他人之爱的困境中。这里我们不得不停下来回答这样一个看

    似简单而实际却难以回答的问题：什么是爱？或者说，爱在我们的文化

    里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经常听见有人给爱下这样一个随随便便的定

    义，即爱是一种给予和获得感情的能力。尽管这一定义中也包含着某些

    真理，但它却过于笼统，不可能帮助我们澄清我们遇到的困难。我们大

    多数人都可能在某些时候充满爱，但它并不必然意味着能够去爱。因

    此，首先应该考虑的乃是爱由以发出的态度：它是对他人的一种基本肯

    定的表现吗？或者，它是出于害怕失去对方的恐惧呢，还是出自希望将

    对方攥在手心中的念头？换句话说，我们不能把任何一种表现出来的态

    度，都作为爱的标准。

    虽然要明确地说爱是什么的确非常困难，但我们却可以明确地说爱

    不是什么，或者明确地说，哪些因素是与爱背道而驰的。一个人可以非

    常喜爱另一个人，但仍然有时会对他发怒，不答应他的某些要求，或希

    望自己能避开他而不受他的打扰。但这种有外界原因的愤怒或退缩态

    度，与神经症病人的态度完全不同。后者任何时候都在警戒或提防他

    人，把他们对第三者的任何兴趣都视为对自己的忽视和轻慢，把他们的

    任何要求都视为强迫，把他们的任何批评都视为侮辱。这当然并不是

    爱。同样，爱是允许对别人的某种性格或某种态度提出建设性批评的，以便如果可能的话，对他人有所裨益；但指望他人尽善尽美，对他人提出种种不能容忍的要求却并不是爱。因为正如神经症病人往往表现出来

    的那样，这种要求中包含着一种敌意：“如果你不能尽善尽美，那就滚

    你妈的蛋吧!”

    同样，如果我们发现一个人把另一个人仅仅当作达到某种目的的手

    段，也就是说，仅仅因为或主要因为他能满足自己的某些需要而加以利

    用，我们也会认为，这与我们关于爱的观念完全不相容。这一点特别明

    显地表现为仅仅为了性的满足而需要对方，或者，仅仅因为对方的荣誉

    和名望而需要对方(例如在婚姻中)。但是在这里，我们也很容易把问

    题搅在一起彼此混淆，特别是当这些需要属于心理性质的需要时更是如

    此。例如，一个人可以自欺欺人地使自己相信他全心全意地爱另一个

    人，而事实上他却仅仅是出于一种盲目的崇拜而需要对方。在这种情形

    下，对方就很可能遭到突然的遗弃，甚至可能转而遭到仇恨，只要那个

    爱他的人开始持一种审慎的态度，并因而失去了对他的崇拜——而他之

    所以被爱却正是由于这种崇拜。

    但我们在讨论什么是爱什么不是爱的时候，却必须小心谨慎，切不

    可粗枝大叶、泥而不化。尽管爱不能容忍为了某种满足而利用对方，但

    这绝不意味着爱应该完全是利他主义的和富于献身精神的。那种自己不

    需要对方任何东西的感情，同样也不配叫作爱。那些表现出这种想法的

    人，恰恰透露了他们自己不情愿给他人以爱，而并不表明他们对此有一

    种深思熟虑的信念。我们当然希望从我们所爱的人那儿得到某些东西

    ——我们希望得到满足、忠诚、帮助；如果需要的话，我们甚至可能希

    望得到一种牺牲和奉献。一般而言，能够表现出这些愿望，甚至为此而

    奋斗，乃是表明心理健全的指征。爱和对爱的病态需要这两者之间的差

    别就在于：在真正的爱中，爱的感受是最主要的；而在病态的爱中，最

    主要的感受乃是安全感的需要，爱的错觉不过是次要的感受罢了。当

    然，在这两者之间还存在各种不同的过渡状况。如果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的爱是为了获得对抗焦虑的安全感，则在

    他的自觉意识中，问题往往被完全搅和在一起。因为总的说来，他并不

    知道自己内心充满了焦虑，不知道自己因此而不顾一切地要抓住任何一

    种爱以获得安全感。他能够感觉到的仅仅是：我喜欢这个人，我信任这

    个人，我完全被他迷上了。然而，他这种自己觉得是发自内心的爱，却

    很可能只不过是对某种仁慈所产生的感激，或只不过是由某个人、某种

    情境所唤起的希望和温情。那个或明或暗地在他身上唤起了这种希望的

    人，不知不觉地被他赋予了某种重要性，而他对那人的感情则会表现为

    爱的错觉。这些希望可以由一种简单的事实所唤起，例如，一位很有影

    响很有势力的人对他表示的和蔼态度，一个一眼看上去即显得坚强有力

    的人对他表示的亲切友好。这些希望也可以由色欲或性欲的高涨所激

    发，尽管色欲或性欲的高涨与爱全然无关。最后，这些希望还可以从某

    些既存关系中得到支持和鼓舞，只要这些关系暗中包含着一种给予帮

    助、给予精神上支持的允诺，例如与家庭、与朋友、与医生的关系，等

    等。许多这样的关系都维持在爱的幌子下，也就是说，维持在一种相互

    不可分离的主观想法下。而实际上这种爱，只不过是一个人为满足自己

    的需要而紧紧抓住对方不放。这并不是真正可靠的爱情，一旦自己的愿

    望得不到满足，这种感情就随时可能发生剧烈的转变。情感的可靠性和

    坚定性——我们爱情观中的一个基本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是根本不存

    在的。

    我已经含蓄地指出过没有能力去爱的根本特征是什么，但这里我愿

    意更进一步地对它加以特别强调，这就是不考虑对方的人格、个性、局

    限、需要、愿望和发展。这种不考虑对方的原因，部分是由于焦虑促使

    神经症病人要紧紧抓住对方不放。一个落在水中奄奄待毙的人，一旦抓

    住一个游泳者，通常是不考虑对方是否愿意或有无能力救他上岸的。这

    种不考虑对方的态度，同时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基本敌意的表现，这种基

    本敌意的最普遍的内涵乃是蔑视与嫉妒。它可能被一种不顾一切地努力

    要体贴对方，或甚至为对方做出牺牲的态度所掩盖，但这些努力通常并不能防止出现某些不受欢迎的反应。例如，一个妻子可能主观上相信她

    深深地爱着自己的丈夫，但每当她丈夫埋头于自己的工作，专心于自己

    的爱好或分身于自己的朋友时，她就会嫉恨反感，抱怨唠叨，闷闷不

    乐。又如，一个过分操心的母亲可能相信自己为了孩子的幸福愿意做任

    何事情，但事实上她却根本不考虑子女独立发展的需要。

    以对爱的追求来作为保护手段的神经症病人，几乎根本意识不到自

    己缺乏爱的能力。他们中大部分会把自己对他的需要，错误地视为一种

    富于爱的气质，不管是对个别人的爱还是对全人类的爱。他们有一种迫

    切的理由要坚持并捍卫这一错觉。放弃这一错觉即意味着正视自己一方

    面对他人怀有根本的敌意，另一方面又仍然需要得到他人的爱这种感情

    上的困境。我们不可能瞧不起一个人，不信任一个人，希望破坏他的幸

    福与独立性，而与此同时又渴望得到他的爱、他的帮助和支持。为了同

    时实现这两种事实上互不相容的目的，我们就必须严格地把这种敌对的

    态度从意识中驱逐出去。换句话说，这种爱的错觉，虽然一方面乃是由

    于完全可以理解地混淆了真正的爱与对他人的需要的缘故，另一方面却

    具有使爱的追求变得可行的特殊功能。

    在满足自己对爱的饥渴时，神经症病人还会遇到另一种基本障碍。

    尽管他可能成功地获得——哪怕是暂时地获得——他所需要的爱，但他

    却不能真正接受这种爱。我们本期望看到他接受和欢迎任何给予他的

    爱，就像久渴思饮的人那样急不可耐。事实上，这种情形虽然也发生

    了，但却仅仅是暂时的。每一位医生都知道，和蔼亲切，真心体谅病人

    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即使任何治疗也没有进行，只不过对病人作了一

    番热心的关怀和认真的检查，一切生理症状或心理症状也有可能突然消

    失。当一个人知道自己被人爱的时候，他所患的情境神经症即使十分严

    重，也有可能彻底痊愈。伊丽莎白·芭蕾特·白朗宁 35

    就是这种情形的著

    名例证。即使病人患的是性格神经症，这种关心——不管它究竟是爱，是一种兴趣，还是一种医生的关怀——都足以减轻焦虑，并从而改善病人的状况。

    任何形式的爱，都可能给神经症病人一种肤浅而表面的安全感，或

    甚至是一种幸福感。然而在内心深处，他却不相信它，对它表示怀疑和

    恐惧。他不相信这种爱，因为他固执地相信没有任何人可能爱他。这种

    不被人爱的感觉，往往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信念，它不因任何事实上

    相反的经验而动摇。的确，它可能因为被视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而根

    本不反映在人的意识里，但即使它模糊不清，它也仍然像它经常被自觉

    意识到时那样，是一种坚不可摧、毫不动摇的信念。同样，它也可以隐

    藏在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下，表现为一种玩世不恭的傲慢，这样它就

    很可能令人难以发现。这种不被人爱的信念，极其类似于那种不能够去

    爱的状态；事实上，它正是对那种不能去爱的状态的自觉反映。显然，一个能够真正喜爱他人的人，自然会毫不怀疑地相信他人也会喜爱自

    己。

    如果这种焦虑确实根深蒂固，那么，任何给予他的爱都会受到怀

    疑，这种爱会立刻被设想为来自种种不可告人的动机。例如，在精神分

    析的过程中，这种病人会认为：精神分析医生之所以帮助他们，乃是出

    于他自己的野心；他之所以给他赞赏和鼓励，仅仅是出于治疗的目的。

    我的一位病人，就把我在她情绪极不稳定的一段时期，要求每个周末去

    看她一次的建议，视为一种正面的侮辱。公开表示的爱，往往被视为一

    种奚落或羞辱。如果一位富于魅力的少女公开地向一位神经症病人表示

    她的爱，这位神经症病人完全可能把它当作一种取笑，或甚至当作一种

    居心叵测的有意挑逗，因为这位姑娘居然会真心爱他，这一点完全超出

    了他的想象。

    对这种人的爱不仅可能遭到怀疑，而且还可能激发正面的焦虑。这

    就仿佛是：屈服于一种爱即意味着陷入罗网而不能自拔，或者，相信一

    种爱即意味着居住在吃人生番之中而被解除了武装。神经症病人在开始意识到有人正在给他真正的爱时，往往可能产生一种极大的恐惧感。

    最后，爱的证实还可能产生对失去自主性的恐惧。正如我们即将看

    见的那样，情感上依赖，对任何一个没有他人的爱即无法生活下去的人

    来说，都会成为一种现实的危险；因而任何与之相似的事情，都可能遭

    到不顾一切地拼命反抗。这种人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地避免他自己的任

    何正面的情感反应，因为这种反应会立刻导致失去自主性的危险。为了

    避免这种危险，他必须蒙蔽自己，不让自己意识到他人确实是善意的和

    友好的；他会想方设法地 ......